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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 序编辑推荐
一本严肃的批评集，却起了这么个嬉皮笑脸的名字。韩氏为文，嬉笑怒骂，游刃有余，批评自然不会例外。看看他的作为就知道最近到底都谁红了：
谢冕是北大的名教授，声名如日中天，门生故旧满天下，不过编了两套内容重复的“中国文学经典”，能说是多大的过错，别人都不说什么，偏偏你就不依不饶，大张挞伐。难怪谢门弟子说你“谁的名气大骂谁”！
王蒙的地位何其尊贵，成就何其卓著，七十岁写了部长篇小说，说自己是抡圆了胳膊写的，好坏在其次，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偏你就不认账，说人家是“荡妇心态”，你不觉得有失忠厚？陈漱渝是享誉海内外的鲁迅研究专家，一次演讲中，不过借鲁迅说事，歌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你就揪住不放，害得人家只好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宣传部告状，你就给捅了出去，弄得人家灰头土脸的，做事岂能如此之甚！
韩少功，多好的一个作家，《马桥词典》不过是与《扎哈尔词典》都用了词典这一形式，怎么就是剽窃？
魏明伦，多有文化的一个戏剧家，为自贡灯会征联出了个上联，就是不怎么地道，也还能得过去，你就那么恶毒的挖苦人家。余秋雨的散文人人都说好，你写不出来可以好好学嘛，怎么说说人家是用小说笔法写散文断不可信。你这不是谁红跟谁急吗？
《谁红跟谁急》 序序
在中国文学界，我要算个恶人了——不必加引号，我能承受得了。
最早听到这话，是一次饭局上，一位朋友对我这么说的。
我怎么会是恶人呢，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很不以为然。上学十七年，教书十一年，写作二三十年，平日手不释卷，笔不辍耕，出身不好，蹭蹬大半生，就是现在，仍不时遭人白眼，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恶人？
看出我的不屑，朋友说道：我知道你不服气。可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接下来一一列举：
谢冕是北大的名教授，声名如日中天，门生故旧满天下，不过编了两套内容重复的“中国文学经典”，能说是多大的过错，别人都不说什么，偏偏你就不依不饶，大张挞伐。难怪谢门弟子说你“谁的名气大骂谁”！
王蒙的地位何其尊贵，成就何其卓著，七十岁写了部长篇小说，说自己是抡圆了胳膊写的，好坏在其次，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偏你就不认账，说人家是“荡妇心态”，你不觉得有失忠厚？
陈漱渝是享誉海内外的鲁迅研究专家，一次演讲中，不过借鲁迅说事，歌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你就揪住不放，害得人家只好向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的宣传部告状，你就给捅了出去，弄得人家灰头土脸的，做事岂能如此之甚！
韩少功，多好的一个作家，《马桥词典》不过是与《扎哈尔词典》都用了词典这一形式，怎么就是剽窃？
魏明伦，多有文化的一个戏剧家，为自贡灯会征联出了个上联，就是不怎么地道，也还能说得过去，你就那么恶毒地挖苦人家。
余秋雨的散文人人都说好，你写不出来可以好好学嘛，怎么就说人家是用小说笔法写散文断不可信。你这不是谁红了跟谁急吗？
还有，中国作家一次次向诺贝尔奖的冲刺，虽没有成功，其精神之可嘉是谁也不能抹杀的，你竟嘲笑他们用力过猛，一个个陈尸斯德哥尔摩西郊的墓地。
中国各省作家自称某军，纵使自高身价，也是人之常情，怎么就说人家这是没出息的做法？光兴你单个出名，就不兴别人抱着团儿出名？还说你不是恶人！
朋友已有几分醉意，一面用筷子指点着，一面气势汹汹地说着。
我连连点头称是。
现在我把我的这些恶行编为一本书，希望能坐实朋友的指责。好些文章都是多年前写的，为了让年轻朋友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每组文章（有的只有一篇）前加了一些文字，交待事情的原委，也说说我当初的想法。可以保证的是，绝没有辩白的意思。
在文学批评上，我是服膺李健吾先生的。所不同者，因为时势的差异，我与李先生的着眼点稍有不同。李先生处于新文学的发轫期，志在拔擢，看重的是作品的新颖，作家的潜质。现在呢，可说是新文学的成熟期，也可说是一个茂盛期，同样的志向，我所做的乃是删殳，看重的是作品的取向，作家的品质。删殳也是一种拔擢，除去杂草，禾苗才会茁壮地成长。
绝不是狡辩，我承认我就是个恶人。你就说是个坏人，也认。
二○○五年六月十六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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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王蒙：是又怎么样（1）
写王蒙的这三篇，第一篇和第三篇隔了十好几年。约略说来，正是王蒙写作的三个时期。第一篇《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化阻隔》，一九八八年写的，当时他正当着文化部长，光焰万丈，如日中天。第二篇《王蒙，是又怎么样》，一九九二年写的，他已丢了部长的官儿，正遭到一种大有来头的批评，史称“稀粥事件”。第三篇《“抡圆了”的风险》，二？誘？誘四年写的，这年春天他的长篇小说《青狐》刚刚出版，文化界里正在掀起一股烈焰腾腾的王蒙热。
我是个不谙世事的人。写第二篇时，没有想到与第一篇有怎样的关联，写第三篇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与第二篇有什么关联。然而，如今一看，恰在他的三个关键时期，都写了批评文章。是不是可以说，即时性的批评，也自有它长久性的意义？真要是这样，我该为自己敏捷的反应而感到自豪。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一篇有肯定也有批评，第二篇看似嘲讽，实则是声援，第三篇就全是批评了。也就是说，随着王蒙的声望日高，批评的力度也越大。从做人上，这是一种失败，至少也不是合时宜，但从批评的品质上说，是越来越高了。
需说明的是，《“抡圆了”的风险》初发表时，署的是我的另一个笔名“方仲秀”。也不是这个标题，一则这篇文章是在我编的《山西文学》（二？誘？誘四年第十一期）上发表的。这不是主要原因。再则，是不是也有不愿意开罪这位文坛大佬的意思？得承认，是有的。事情缘于，二？誘？誘三年秋天，我曾受邀参加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国际研讨会，人都有见面之情，此后再想写批评王蒙的东西，心里先就有了障碍。不愿开罪，心里又痒痒的想写，写出来只好在自己编的刊物上用笔名发了；寄给别的刊物，人家就知道是谁写的了。
且在这里记下我的卑劣。
早就听说《文艺报》发表文章，批评王蒙的小说《坚硬的稀粥》，又听说王蒙向当地法院起诉，控告《文艺报》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地处山野，耳不聪目不明，听这些传闻，就像听中东战争一样，又新鲜又遥远。
很想找份刊物找份报纸，看看小说是怎样的小说，批评是怎样的批评，总也提不起那个兴致。王蒙自当了文化部长后，他的小说我很少再看，我不相信一个当今的文化部长能写出怎样的好作品，不管他先前写得多么好——将先前的敬意完整地保持下来就足够了。而《文艺报》，两三年来我连摸也不摸了。
感谢一九九二年三月七日《作家报》上刊载的综述文章，使我这样懒散的人，能对这场论战的详情有所了解。知道除《文艺报》外，《中流》和《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发表过评论文章，王蒙自己也写过辩护文章，发在《读书》上。
我看了两遍，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就像在看一场《三岔口》，刀光剑影，摸黑儿对打。对一个卸了职的文化部长写的这样一篇小说，哪用得着如此大张挞伐。另一面呢，批评由他去批评，哪用得着上诉，又哪用得着如此的辩护。
以我这山野之人看来，这场论战原本就不应该发生，若发生也不该是这样的态势。我们刚刚许诺，让作家们心情舒畅地写作，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言犹在耳，怎么就又打又抓又戴起来了？刚刚还批评作家脱离生活，怎么对一篇稍稍贴近生活的作品又如此苛求，无限上纲？再说王蒙，前些年还“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怎么刚刚卸任没几天，就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闹到要对簿公堂的地步，全无先前的潇洒平和之态？你说的那些写作经过，不过是初学写作者的常识常规，若批评已在常识常规之外，作这样的辩白，岂非自作多情？
批评一方的重头文章，是《文艺报》上的《评小说〈坚硬的稀粥〉》，全文万余字，堪称近十几年来少见的报纸批评文章，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声势煊赫的大块文章差可比拟。该文认为，“稀粥”中的这场改革，是作家虚拟的，但它与我们眼下的改革有一定的联系和关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讽刺性小说对生活的反映还有它独自的特色。简言之，“稀粥”中的这场改革与现实的关系，就是一种缩影的关系，尽管在写法上类似“看似不经”，然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在实质上却是反映现实，缩影现实，批判现实，讽刺现实的。
而王蒙在《话说这碗粥》一文中，也承认这是一篇讽刺小说，其中有对人民内部的一些缺点、弱点的嘲笑。批评的主要矛头直指食洋不化、全盘西化、追逐时髦、盲目幼稚而又大言不惭的“儿子”，兼及“徐姐”、“爸爸”、“堂妹夫”。而小说中的“爷爷”，恰恰是他塑造的一个宽厚、慈祥、开明而又从善如流的人物。
《谁红跟谁急》 第一部分王蒙：是又怎么样（2）
也就是说，两边都承认是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