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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这不也是对调教虫蚁的一种肯定和弘扬吗？
第六部分 防火第1节 火灾（1）
一堆熊熊燃烧的火，一个手脚捆绑的人，烈焰旺，身翻滚，炙皮裂肉，惨叫不绝……这是建隆二年（961）东京街头出现的一幕。
这位史籍未载姓名的被烧之人，是在皇宫“内酒坊”作工的一名小卒子。史籍未说明是否是他造成皇宫内失火，只记载了由于失火，这名小卒子被投入火中而受到活活烧死的严惩。是太祖赵匡胤作出了谁造成失火就要被火烧死的最为严酷的决定，他还下令将与这次失火有关的监官以下数十人，押解刑场斩首，尸体露市示众……
“自是，内司诸署，莫不整肃。”这是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对这次失火处理后果的评价。史籍记述赵匡胤：“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杀戮”，其形象仁义至极，何以对一次失火如此大动肝火，严惩不贷？其中自有缘由。
从宋代开国立都于东京来看，赵匡胤面临着一个怎样维护刚刚到手的政权的问题，具体来讲，先是如何固保城池的问题。据传，在开宝元年（968）修城时，赵匡胤看到已经画好的方方直直，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的施工图，大怒，自取笔涂改，命用幅纸作大圈，纡曲纵斜，并在旁特注：“依此修筑。”
开宝修城，确有其事。赵匡胤如此设计，着眼于城池的易守难攻，自有其道理。对开国之君而言，京都的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任何一点对京城安全造成危害的行为，在赵匡胤看来都是大逆不道、不可饶恕的。
这种出发点与后来他的继承者对火灾所采取的认真防范的态度，还不尽相同，但是不应排斥这样的认识，即火灾对城市有极大的危害，城市要极端重视火灾预防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城市管理者的头脑中占有了一个位置，尽管是很粗浅的。
乾德元年（963），国子博士聂崇义上言赵匡胤，提出：“皇家以火德上承正统，膺五行之王气，纂三元之命历，恭寻旧制，存于祀典，伏请奉赤帝为感生帝，每岁正月，别尊而祭之。”宋朝立国之初即宣布：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宋当以火王，色尚赤。这在建隆元年（960）就被作为国家大典规定下来了，所以，聂崇义的建议，马上得到赵匡胤的批准。朝廷为“感生帝”在南郊设高七尺、广四丈的祭坛，奉宣祖升配，牲用骍犊，玉用四圭，币如方色，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康定元年（1040），朝廷又在河南商丘即宋朝开国之处设坛祭祀大火之神，用阏伯配享，准中祠。还下诏令：每年三月、九月择日由商丘长吏以下官员分三献，州县官奉礼祭拜。到了徽宗当政，还专建了“火德真君殿”，供奉更甚。
南宋自绍兴二年（1132）以来，又恢复了东京祭祀火神的传统，如绍兴七年（1137）在临安府设火神位，在每年的三月和九月向中原望祭古商丘之地。绍兴十八年（1148），又将祭火神的“小祀”“升为大祀”。高宗赵构又在太一宫专辟一“火德神殿”……
任何一点违背火神象征和辱慢火神的作法，在宋朝都是不允许的。像皇祐六年（1054）四月由于出现了日食天文现象，按夏历四月火历正月的成例，仁宗好不惶恐，下令将皇祐六年改为至和元年，并从四月一日开始，减死罪，释流放。仁宗还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在四月日食时，用牲祭祀，等等。知制诰胡宿不失时机上奏说：国家要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属礼。国家常须恭依典礼，以顺火性。
胡宿认为东京不下雨，是因祭祀火神不够，提出要到南郊告谢天地，以消灾旱。胡宿的奏章，是从理论上阐明祭火神的重要意义，恰逢其时，得到了仁宗的批准。由于敬火观念已深入朝廷上下，所以神宗年间，商丘知州张安道据王安石变法而提出的租赁祠庙为市场的作法，提出了火正阏伯和微子两祠庙可否租赁的问题，这一下子就引来了神宗措词严厉的“御批”：“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但天下神庙却皆因此而免鬻。
崇尚火神，就如此得势，以至北宋著名的书画家米芾，就曾顺应潮流刻了一个“火宋米芾”的印章，以示赵宋之尊。后来南宋的博物学家李石也建议：大宋建都在大火之下，宋为火正，其源也是如此。
第六部分 防火第1节 火灾（2）
然而，火神并未领宋代城市管理者这份虔诚情意，反而较之其他朝代在城市里更为肆虐——
建隆三年（962）正月，开封府通许镇市民家起火，烧庐舍340余区。五月，东京大相国寺起火，烧房舍数百区。
乾德五年（967），东京建隆观起火。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开封府起火，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
明道元年（1032）八月，东京禁中起火，延烧崇德、长春、滋福、会庆、崇徽、天和、承明、延庆八殿。
景祐三年（1036）七月，太平兴国寺起火。
元祐六年（1091）十二月，开封府起火，烧得府廨一空，知府李之纯仅以身免。
重和元年（1118）九月，后苑广圣宫起火，一次焚毁5000余间房屋。
绍兴元年十二月（1131），临安大火，烧万余家。
绍兴二年（1132）五月，临安火弥六七里，延烧万余家。
同年十二月，临安又起大火，烧吏、工、刑部、御史台及公私室庐非常多。
嘉泰四年（1204）三月，临安起大火，烧尚书中书省、枢密院、六部、右丞相府、制敕粮料院、亲兵营、修内司，延及学士院、内酒库、内宫门庑，烧2070余家。
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寅至四月辛巳，临安起大火，烧御史台、司农寺、将作、军器监、进奏、文思、御辇院、太史局、军头、皇城司、法物库、御厨、班直诸军垒，延烧58097家。城内外亘十余里，烧死59人，踩死者不可计算。城中庐舍烧毁十分之七，文武百官只好住到船上。
嘉定十三年（1220）十一月，临安起大火，烧城内外数万家，禁垒20区。
嘉熙元年（1237）六月，临安起大火，烧3万家。
以上是两宋首都火灾的粗略概况，损失异常惊人。中小城市的火灾，也不甘落首都之后，损失也非常可怕——
建隆元年（960），宿州起大火，烧民舍万余区。
乾德四年（966）二月，岳州衙署、廪库起火，将市肆、民舍烧光，官吏逾城才逃一命。
开宝八年（975）四月，洋州起火，烧州廨、民舍1700区。永城县起火，烧军营、民舍1980区，死9人。
嘉祐三年（1058）正月，温州起大火，烧屋1。4万间，死者50人。
元丰元年（1078）八月，邕州起大火，烧官舍1346区，诸军衣万余袭，谷帛军器150万。
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癸亥，婺州起大火，州狱、仓场、寺观暨民居一半被烧光。
乾道九年（1173）九月，台州起火，一夜未停，烧县治、酒务及市民7000余家。
淳熙九年（1182）九月，合州起火，民居几乎全被烧光。
嘉定五年（1212）五月，和州起大火，烧2000余家。
总而言之，两宋三百多年内，全国发生的大型火灾有两百多次，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主要是发生在首都及各州县城镇上，其中以京城这样的大城市最为严重。以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荣王宫的大火为例，钱惟演《玉堂逢辰录》记述最详尽——
火是四月二十三日夜从荣王宫烧起的，当时大风从东方来，五更后火益盛，未至天明，东宫的雍王、相王、南阳郡王、兖王、王、荣王等六宫府第，一时全部烧净。二十四日，火又烧至承天门，西烧仪鸾司、朝元殿后阁，南烧内藏库、香药库，又东回烧左藏库，又西烧秘阁史馆。
午时，烧朝元门东角楼，西至朝堂。未时，火出宫城，连烧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官院。到了晚上，烧屋舍计2000余间，救火而死的人达1500多，至夜，火仍未绝……
火烧了整整一天两夜，烧得宫人相压，死于灰烬中者特别多，惨不忍睹，焚烧诸库，使香闻十余里外。宫中的大树大都烧毁了，所余者也都焦枯了。尤其是秘阁三馆的图籍，一时俱烧尽。大风中，纸片碎屑，漫天飞舞，源源不绝，飘向汴水……有人叹息道：唐末五代，书籍只存留下来这些，谁知遇上了这么一场火，一点未剩，太可惜了！
这一损失使朝廷既惊又痛，大火过后，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救图书，出示秘本，馆阁传写，且命儒臣编类雠校。宋代的校勘、校理图书官职，就是自此设立的。即使这样，也难以补救图书的损失，到嘉祐五年（1060），朝廷还诏示中外士庶，呈献宫中所缺的图书……
对火灾的痛切认识，首先还是体现在皇帝的自责上。大火刚过，真宗就发表了《荣王宫火延烧殿庭求直言诏》，指出这场大火是“失于防微”，需“弥深于省咎”，诚恳希望“文武官并许直言”，“勿吝倾输”。真宗紧接着将这次起火责任人荣王元俨，降为端王，贬出东京，降封在一个小地，怨怒情绪溢于诏令之中：“用警未然，使烈焰俄兴，燔延栋宇，罪既有归，勿忘修省！”
真宗自责，处分荣王，只能说是表面文章。荣王宫之所以起火，迅速蔓延，看似偶然，其实又是有其内在的必然的因由的——
宋在后周基础上建都于汴，荆南高继冲、湖南周宝权、南唐李煜、南汉刘、吴越钱俶、西蜀孟昶，纷纷辞楼下殿，辇来新朝。他们携妃将雏，举家迁徙，东京一时土木大兴。这和后来的宋廷南渡临安时的情形，有颇为相似之处。
加之赵匡胤一定国就说服高级将领，去买田建房，颐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