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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歌11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从小学读到大学，2001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到德国波茨坦大学任教一年，现任美国OS Earth培训公司经理，即将进入哈佛法学院。
高歌曾在国内和海外发表许多记述异邦求学生涯的纪实作品，在海外最有影响的中文网站“多维网”和中国大陆《二十一世纪》等杂志开设专栏，大量作品被国内百余家报刊转载或摘录，在海外和国内出版了多种中文著作。其英文诗作曾获1996年全美高中生诗歌比赛一等奖，1996年和1997年蝉联美国新泽西州高中生诗歌比赛一等奖，中文短篇小说《门》曾获1994年美国《汉新》文学三等奖。
曾经在海外和中国大陆出版《美国顶尖大学》、《赴美就学笔记》和《东边日出西边雨：美国读书纪实》的美国华裔女孩高歌，将她数年来关于耶鲁求学和欧洲游历的近五十篇文章，辑录成这本17万字的文集。
高歌在高中时与许多同龄孩子一样，把进入名牌大学作为奋斗目标，后来如愿被美国当年排名第一的长春藤名校耶鲁大学提前录取。进入大学后，她发现名牌大学的价值远比通常所理解的要深刻，名牌大学的生活也远比过去的想象要丰富。她在紧张攻读学业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感受这种深刻和丰富。高歌从事过十多种勤工俭学的工作：在耶鲁职业介绍中心当文秘，在交响乐团演出时给观众带位，给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做调查员对中小学生进行性与毒品调查，还从事德语辅导，担任研究助理……在一个教育基金会工作数年，从英语教师升到教学总监，还考了执照，好好过了一把调酒师的瘾。
高歌还争取到奖学金，到德国进修数次，后又到德国波茨坦大学任教，抓住机会“盲流”了欧洲十几个国家，观察同属西方文明的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异同，剖析美国与欧洲民众彼此的复杂观感。
高歌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告诉读者：进入名校学习，并不意味着成才，而只是成才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人生也不应该只有“成才”这一个目标与内容。
第一辑 课内课外求求你，别上我的课！
美国许多名校遭到重视科研、却不把本科教育放在心上的抱怨，而耶鲁大学号称是长春藤名校中对本科生最友善的一个，给新生的资料上洋洋洒洒地夸耀：教师和学生的比例只有一比七，75％的课都只有20个学生以下，这样做的好处是让每个学生都有充分的机会来和教授沟通，也让教授能给每个学生以“个人的帮助和注意”。
可是，进了耶鲁才发现，虽然资料上的数据十分美妙，这些小研究课并不是每个人都进得去的。因为每班人数有限额，比较受学生欢迎的课就总是人满为患。如果再碰上教这堂课的教授名气大些，竞争就相当激烈。这种情况，在人文科目的课上最为严重。在耶鲁每学期开学时的“买课周”——真的，就叫“买课”（shopping class），整整一个星期让学生到处自由听课，好决定是否适合自己——历史系、英语系或政治系有许多限定学生人数只能有十五六人的小研究课，竟有七八十人来报名。
这样的情景，我在耶鲁的四年中不知遇到过多少次：一间小小的教室，一张圆桌，旁边只有15个人的位置，都已经被捷足先登的学生占满，只留了一个座位给还没到的教授。其他学生密密麻麻地站在墙边，有的房间甚至满得站不下了，学生拥在门外踮着脚透过人群向门里窥探。尽管水泄不通，可是没有喧哗，学生有的和同伴们窃窃私语，有的默默地看这门课的提纲，也有的环视四周，估摸自己被选入这堂课的可能性。
然后，教授提着公文包匆匆从走廊那端疾走而来，看见这么多人在恭候，不禁倒抽一口冷气。
接下来，就该由教授来决定谁去谁留了。
在耶鲁，决定谁有资格上这堂课完全是这门课的教授的权利。可是这对教授们来说也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面对着这几十张眼巴巴盯着自己的脸，该让谁喜悦谁失望呢？怎样在这几十个对自己来说可能完全陌生的学生中，选出十几个“最应该上这门课的学生”，而把其他人淘汰出局呢？
在耶鲁四年，我见到过教授们用形形色色的办法来做这个困难的决定。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教授先对这这一屋子学生简短地介绍一下该课的内容、读物、作业等等，并且渲染一下这堂课的难度很大，作业很多，要求很严，等等等等，希望能把某部分学生给自动“吓”走。介绍完毕，教授停顿一下，然后充满希望地说：“现在你们中间如果有人已经知道这堂课对你不合适，你们现在可以离去，我绝不会觉得你对我不敬。”
学生中一阵窃笑。有人真的收拾东西走了，可是大部分人还是岿然不动。堆积如山的阅读和必交的三四篇论文吓不倒我们，许多人已经身经百战了，不然怎么能成为耶鲁学生呢？于是剩下的人继续沉默地站着。教授这时一般会叹一口气，说：“这堂课的人数限制是16人，现在多出来至少25人。我下学期还会教这门课，另外，这学期我还在教另一门与这门课题目相关的大课，不限人数。你们中间可有人愿意去上那门大课？”
静了一会儿，也许又有几人离开，可是大课显然没有小研究课有吸引力，大多数人还是坚守原地。这时教授无奈地又开口说：“现在仍超额20人。我很抱歉，不愿让你们失望，但现在人数实在太多，绝对不行。现在我们按照年级和科目来淘汰人——请你们中间的三、四年级学生举起手来。”
大部分教授都会让高年级的同学们优先，因为考虑到他们快要毕业了，如果错过这个学期和这次机会，可能就再也上不了这门课了。而低年级的学生如果真有兴趣，来日方长，等到他们自己成为高年级学生之后，还有机会再申请。
当然，这个规定是有空子可钻的。一些在高中时就修过大学课程的学生们，在来耶鲁之前就积累了不少大学学分。耶鲁允许拥有足够学分的低年级学生们跳一到两学期的级，每年有相当一部分的耶鲁学生选择跳级。这些学生其实绝大部分并不打算缩短在耶鲁学习的时间（尽管耶鲁也允许那些学分修满的学生提前毕业），而只是想通过跳级而提前成为高年级学生，以得到选课上的优先权。我就是因为高中时修过六门大学课程，得以被允许跳两个学期的级，二年级时，我就可以算是三年级的学生，因此在许多选课的时候都得到了优先资格。
点完了高年级学生的人数，发现学生人数仍然“供过于求”，教授会再端出另一把筛选的尺子：请本系的学生举起手来——本系的学生也有优先权。历史系课程的名额，会先给历史系的学生，英语系课程的名额先给英语系的学生，如果还有剩余名额才会考虑其它系的学生。
可是，这个规定也仍有空子可钻。耶鲁的学生在第三年才选专业，低年级学生们还没有选专业，也没有在任何系注册，于是就钻这个“没有记录”的空子，想说哪个专业就说是哪个专业。尽管明明没有打算选这个专业，但仍然面不改色地告诉教授自己就是他这个系的，反正无凭据可查嘛！教授自己忙得要命，哪里有时间一一核对所有这些自称是这个专业的学生们是否真的都在系里注过册？
很惭愧，我自己也撒过这种谎。在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我也曾经自称为是英语系、历史系、政治系、文学系、东亚系、甚至法语系的学生，以得到优先。当然，我对这种撒谎也还是有原则的，一旦在大三时选定了哲学系，我就再也不好意思宣称自己是其他系的学生了。不过，我有很多同伴却没有我这么高的道德自律能力。在一门很受欢迎的伦理课上，我亲眼看见我的好友，历史系的高材生丹尼尔，在教授问“谁是哲学系的学生”时，脸不红心不跳举起他的手。
我的另一个好友，也想上这门课的英语系学生斯蒂夫没有好意思撒谎，因此没有能够进这门课，而丹尼尔则凭他的举手顺利地被选中了。斯蒂夫一提起这件事就愤愤不平：
“他竟然用这么不道德的方式进了‘伦理’这堂课！”
我则笑着接过来：“是嘛，他看来急需‘伦理’这方面的教导。这堂课对他来说正合适。”
第一辑 课内课外求求你，让我上你的课！
当我写了教授们怎样挖空心思拒绝想上自己的课的学生，突然感觉：还应该写写学生如何绞尽脑汁争取上自己喜欢的课。
不消说，高年级和本系的学生能使用“优先权”时一定当仁不让；如果居然还有名额，教授一般会让其余的人每人拿张纸，写下自己的名字、地址和联系方式，“再写下你为什么想上这门课？”教授把这些现场拟就的“申请书”统统收上去拿回家一一细读，择优录取，次日发榜，把幸运儿的名单贴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也有的教授干脆跳过给高年级学生和本系学生优先这一步骤，直接就让所有在场的学生在纸上阐述为什么想上这门课，谁的理由最充分，就把名额给谁。好，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了。我几乎每个学期都要写好几篇这种“准论文”，既诚恳又热切地剖白自己对这门课的热情，对教授本人的崇拜，上这门课对自己当下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自然不能忘了诉说，如果能有幸得到名额，如何从内心里感激不尽……等等等等地渲染一番。到最后连自己都被感动了，觉得教授如果不让自己上他的课，实在天理不容！
我时常一边奋笔疾书，一边揣摸前后左右也在振振有辞地申请这门课的同学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迫切需要上这门课？耶鲁学生的通病就是竞争心理超强，任何事，不管是不是真的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