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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归佩珊说：“袁子才与黄莘田可说是同时候的人，何以不知道这首诗的原作者是谁？也就可怪了。”
“袁子才信口开河，欺人的话很多。”
接下来便大谈袁子才。原来要辞去的龚定庵又坐了好久，直到屋子里黑下来，小娥来点灯，顺便请示：“请龚大少爷在这里便饭？”龚定庵方始警觉。
“啊，真该走了！我另外还有约，谈到忘记掉了。荒唐，荒唐！”
“真的有约，我就不留你了。”归佩珊问，“明天不走吧？”
“今天晚上就要走。昆山还有人等着我呢。”
龚定庵到昆山，是应他的一个好友李增厚之约。此人是个秀才，事母至孝，所以为龚定庵所看重；前几年住在上海时，常到昆山相访。有一次跟李增厚谈起，他很喜欢三万六千顷的太湖烟水，但又不能离父亲的任所太远，最好在两者之间卜居：昆山是个很适中的地点。
李增厚将这话记在心里，一直在替他物色；这年秋天写信给他，说找到了一处很适当的房屋，已经跟房主约定，尽他优先来看，看不中意，房主再另觅买主，所以龚定庵服制一满，头一件要办的就是这件事；此外有件事，在李增厚盼望得很殷切，龚定庵亦常耿耿在心，很想早了心愿。
这个心愿是为李增厚题一幅画。此人自幼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自幼至长，从未有一日之离；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却不能不暂时分离了。原因有二：第一是赴北闱乡试；第二，从小结下的一头亲，需要迎娶，他的岳父做京官，既不能请假送女完姻，又别无妥当的亲族可以送亲，只有趁李增厚乡试之便去亲迎。
这一别预计要一年，因为秋闱得意，更望联捷，自然是住在岳家读书，静候来年春天会试。不道顺天乡试落第，大家都为他惋惜，而李秀才反觉得是塞翁失马，因为从踏上北征的路程，便思亲不止，下第正好归省，便携着新婚妻子，专程南下。回昆山以后，便画了一幅《梦游天姥图》，龚定庵许了他题词，迁延日久，到得能完心愿时，李增厚的母亲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两人都是孝子，见了面都为丧母哭了一场。叙叙别来景况，吃完晚饭，挑灯题画，龚定庵的诗思非常艰涩，很想休息一晚，到第二天早晨，精神饱满时来构思，但看到李增厚那种先睹为快的殷切神情，实在不能不勉为其难。
凡是题赠之作，因人因事而繁简不同，像这样为思亲而作的画图，彼此又不是泛泛之交，照一般的情形，不是赋一首长歌，至少亦要来两首律诗，否则铺叙不尽，亦显不出交情。可是龚定庵搜索枯肠，只得了一首七绝，而且最后一句，还有个字不大妥当，也只好算了。这首诗是：
李郎断梦无寻处，天姥峰沉落照间，
一卷临风开不得，两人红泪湿青山。
不妥的是那个“红”字，要找个字来形容泪字，看似容易，其实很难，轻了显不出思亲之切，重了又怕人讥为言过其实。他先想到的是“血”字，自觉忒重，且即或泣血，形诸字面，亦嫌质直，不得已用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映照“脂砚”的隐喻之法，用了个“红”字。画里“青山”、眼中“红泪”，勉强可以说是为对称之故，但究嫌不妥。
但最使他不安的是，长长的一个手卷，等了他多少年，却只得二十八字，实嫌太单薄了，不过，这个难题倒还有法可想，在诗后加一段题跋就是了。略一思索，提笔写道：
《梦游天姥图》者，昆山李秀才以嘉庆丙子应北直省试，思亲而作也。君少孤，母夫人鞠之，平生未曾一朝夕离，以就婚应试，往返半年而作是图。图中为梦魂所经，山殊不类镜湖山之状，其曰“天姥”者，或但断取字义，非太白诗意也。越九年乙酉，属余补为诗，时母夫人辞世已年余，而余亦母丧阕才一月，勉复弄笔，未能成声。
第一部分顾炎武的外甥
有了这篇跋，那首七绝即或用字不妥，亦不为病。李增厚殷殷致谢之余，谈到他替龚定庵物色的一所房屋，道是徐家的产业。
昆山徐家，大族第一。康熙年间，海内无不知有“三徐”。所谓“三徐”是徐家三兄弟：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比徐乾学小三岁，少年得意，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便已大魁天下，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不过“三徐”之中，声势最赫的是老大徐乾学，他是康熙九年的探花；与圣祖所宠信的“文学侍从之臣”高士奇，结为亲家，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当时有一副谐联：“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东海是徐氏的郡望，澹人为高士奇的别号。又有一首歌谣：“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所谓“余秦桧”，指休致的大学士，湖北大冶的余国注，“徐严嵩”即指徐元文，“乾学似庞涓”，意思是说徐元文之成为“严嵩”，幕后有庞涓这么一个“军师”在。
“三徐”中的老大、老三的乡评都不很好，惟独老二，比老大晚一科，也是探花的徐秉义，即使严劾徐乾学的副都御史许之礼，亦说他“文行兼优，实系当代伟人”。李增厚劝龚定庵所买的，就是徐秉义的故居。
第二天一早本来约定去看房子，不道另有奇缘，李增厚有个朋友，姓王，亦是秀才，他一直在扬州盐商家作清客，善于鉴别古玩，谈起此行，是受人之托，携一方汉朝的玉印，到上海去待价而沽。
龚定庵好古成癖，当即问道：“汉朝的玉印，要看质地、文字、印主而定。不知足下所携，是怎么样的一方玉印？”
“这方玉印是纯净无瑕的白玉。”王秀才说，“汉王大都入土而又出土，虽谓之古色，其实斑驳不纯；这方玉印，流传人间，从未入土，所以颜色不变。”
“说得是，不过也要看了东西，才知道是否入过土。”
王秀才明白，龚定庵疑心是伪造的，所以这样说法；当即微微一笑，“龚先生，”他说，“看这方玉印，也要有些眼福；今天有缘，可惜东西不在身边，不过有个拓本在这里，龚先生精于赏鉴，倒不妨看看，有什么特异之处。”
说着，从“护书”的夹页中取出一纸印拓；龚定庵接过来一看，朱文“婕妾”四字，不由得大吃一惊。
“印在哪里？”龚定庵问。
“在我船上。”
“可容借观？”
虽是萍水相逢，但龚定庵不但文名已著，而且大多知道他的家世；上海道是有名的肥缺，上海道的“大少爷”，当然是贵公子，看来是无意中遇见一个好主顾了，所以王秀才欣然应命，亲自回船去取玉印。
“今天怕不能去看房子了。”龚定庵很兴奋地说，“此印的来历，我略有所知，一直怀疑，未见得一定属于赵飞燕，因为汉宫中的赵婕很多，飞燕的妹妹合德，不也是婕吗？还有昭帝的生母，姓赵，也封婕。不过，现在一看拓本，足以破惑，确是飞燕遗物。”
“你连原物都还未见，就能下此断语！”李增厚不免怀疑，“你何所据而云然？”
“就在这个字上！”
“”与赵在这里是相同的。龚定庵指出，汉朝扬雄所著、晋朝所注的十三卷《方言》，第十二卷中有这个“”字，解释是：“，姊也”。姊妹同封婕，赵飞燕是姊姊，用此“”字，巧合双关，这是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更为明确，这“”字左面的篆法奇古，作飞鸟之势，非“燕”而何？
细看果然，不能说他穿凿附会。谈到来历，龚定庵说，在明朝，此印最早是严嵩之子严世蕃所收藏；严嵩父子败后，流入有名的收藏家项子京手中；后来又归无锡华家，最后为李日华所得。
李日华是万历年间江浙的大名士，精于鉴别，号称“博物君子”，他有两多，一是著作多，二是别号多。李增厚记得李日华的同乡后辈，嘉兴鲍昌熙所著的《金石屑》中，仿佛收得有李日华的一篇谈印的记载；到书架上捡出《金石屑》，在第三册中找到李竹懒的一篇短文，看头一句便惊喜过望，原来竹懒便是李日华的别号之一，而所记的正是赵飞燕的玉印。
“定庵，你听，”李增厚念道，“‘汉宫赵飞燕婕时印，不知何年流落人间。嘉靖间曾藏严氏，后归项墨林；又归锡山华氏。余爱慕十余载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国所得的和氏璧；在李日华看，这枚赵飞燕的玉印，价值连城。经此品评，越发坚定了龚定庵的必得之心，但毕竟要看过实物，才能做最后的决定。
到得日中，方见王秀才重到李家，携来一个包裹，重重锦袱，真所谓世袭珍藏，最后出现的是一个手掌大的紫檀方盒，盒盖及盒身四周刻满了字，但龚定庵无暇细看，一伸手揭开盒盖，顿觉眼中一亮；那方凤纽玉印，约莫一寸见方，五六分高，通体洁白，只有纽旁有黍米大的一块红斑，格外显得鲜艳夺目。
看玉、看纽、看印文，龚定庵把玩不释，脑中渐渐形成一个体轻如燕的纤影，神游在两千年前的未央宫中，昭阳殿里了。
“请问，”龚定庵定定神问，“此印是足下的珍藏？”
“哪里，穷措大哪里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受人之托，为宝物觅一位新主人。”
第一部分三百两银子
“原主是谁？”
“原主姓顾，定庵先生不必打听。”王秀才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有意收藏，我可以做一半主。”
“好极。”龚定庵亦就不必作什么客套了，率直问道，“条件如何？”
王秀才伸三指相示：“不能少于这个数。”
这当然不会是三百两银子；但三千两似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