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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和，始终装聋作哑，没有表示。
但和却蓄意要将爱女嫁给英和，看德保不作理会，便想了很高的一着，面奏高宗，请皇帝出来作媒。哪知德保亦有很绝的一着，得到消息以后，与英和换了公服，去看他的一个同年，此人也是八旗世家，掌上明珠是旗人中有名的闺秀，德保几次为子求婚不得要领，这天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父子二人，长跪不起，他那老同年感于诚意，终于点头允许，德保即时下了聘礼，定期迎娶。
第三部分高宗在养心殿召见德保
第二天进宫，高宗在养心殿召见德保，问起他家里的情形，闲闲提起：“听说你的儿子英和，年少多才，中了举人，何以不会试？”
“奴才备位春官，会试照例‘知贡举’，奴才之子会试，恐滋误议，所以叫他回避。”
“‘知贡举’并无子弟回避之例，本科可以叫他去考。”
“皇上天恩，感激之忱，何可言宣？不过，奴才之子已有聘妻，婚期正在会试期间。奴才遵旨，命奴才之子下科入闱。”
听说英和已有了聘妻，并且已定下吉期，等于生米已成熟饭，高宗总不能命德保退聘，改与和联姻，便只好默然了。
这一来自然是将和得罪了，须防他报复。和亦曾经向他的门客表示过，除非英和绝意仕进，否则总有办法治他。
所谓“总有办法治他”，在英和来说，便是防他在会试时阻挠他上进之路。那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恩科，由于德保去世，英和丁忧，不能入闱。乾隆五十八年正科，所派三总裁中，有个工部侍郎吴省钦，是和门下第一号走狗，因此英和赴试时，不免惴惴然。幸而会试卷子，主考所看到的是经过誊录的朱卷，原来的墨卷是看不到的，因而逃过一劫，殿试糊名不易书，“读卷大臣”可以从笔迹中看出是谁的卷子，但和托人情跟他为难，至多不让他列入“前十本”，无法获得中状元或者榜眼、探花的机会，却不能阻止他入翰林，因为殿试后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是凭新进士复试、殿试、朝考这三次考试的等第，平均计算，和无能为力。
但到庶吉士教习期满“散馆”时那一次考试，关系极重，如果散馆不能“留馆”，用为编修或检讨，那就是白来一趟翰林院，倒不如殿试后，立即派为六部司员或外放为县官，至少在年资上不吃亏。如果和真的饶不过他，这是最后一个可以阻挠他上进的机会，不过英和不怕，因为和尽管官拜大学士，势焰薰天，但他的出身只是一个连秀才都不如的“官学生”，并无阅卷的资格。
没有想到，和向高宗要了个“巡察”的差使，得以进入“散馆试”的考场，走到英和案旁，拿起他的稿子看了一会，还很殷勤地慰勉了几句，方始离去。
英和一想坏了，和从来没有当过这个差使，这天显然是专门为了对付他来的。散馆试卷，亦跟殿试卷子一样，可以凭卷子上的笔迹认人；而且和本人在场，能够直接看到他的卷子，要打击他很容易，只要拿毛笔随便在什么字上加上一笔，变成白字，那就文章再好，因为违犯“功令”，取任三等，从此就远隔了玉堂了。
这使他想起一个故事，乾隆十几年时军机章京赵翼殿试，蓄意想中鼎甲，那时的军机大臣都很胆小，而高宗对考试非常认真，军机大臣奉派“读卷”，对军机章京中了鼎甲，高宗或许会责备他们徇私。所以事先就有人告诉赵翼：军机大臣要避嫌疑，除非没有人当读卷官，否则即使你真正有状元的才情，也绝不会大魁天下。
但赵翼不肯死心，为了瞒人耳目，他改用另一体的书法写大卷子。果然，军机大臣中有两人被派为殿试读卷，其中还有一个跟赵翼不但是长官与部属，而且还是东主与西席，竟也没有能看出底蕴。
转念到此，英和决定照计而行，他也有欧苏两体书法，精劲丰腴，大异其趣，好在和所看到的，只是他的草稿，用另一体书法誊清，他一定看不出来。
果然，缴卷以后所发生的情形，一如他之预期，和既然奉旨特派监场，以他的身份，当然可以找个借口，干预试务；当时大索全卷，却茫然不辨，英和终于“散馆”而“留馆”，依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的例规，成了翰林院最年轻的编修。
这年是乾隆六十年乙卯。前几年高宗便已宣布，在位不敢超过他的祖父圣祖六十一年的年数，所以在位满六十年，便当“内禅”——让位叫做“禅位”，但那是被迫让异姓接位，而高宗是禅位于皇子，所以称为“内禅”。
“内禅”以后的皇帝，尊号名为“太上皇帝”，这是古今数千年最难得获致的一种身份，但从古以来，凡是内禅的太上皇帝，大致都有一段凄凉的晚境，因为尊号之尊，远不如实权之实，弃实权而就虚尊，可想而知必是迫不得已，如唐玄宗、宋高宗皆是为太子所迫，甚至生米煮成熟饭，如唐肃宗之于玄宗入蜀以役，诏告天下在灵武即位便是。
因此，高宗之在权力绝对掌握的情形之下，宣布内禅，便成为旷古盛举，礼部为此特为广征博讨。拟定一套内禅大典的礼仪。日期是在丙辰的元旦——六十年前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天；同样地，嗣君皇十六子的年号嘉庆，亦在这一天开始见于官文书，但宫中仍称为“乾隆六十一年”，同时亦仍是“太上皇帝”亲裁大政，不过用嘉庆的年号颁发诏书而已，这有个特定的名目，叫做“训政”。
训政训了三年有余，高宗大限已到，“无疾而终”。嘉庆皇帝——尊谧仁宗才成为真正的皇帝。实权在手，畅行其志，第一件事便是杀和。
当高宗内禅未几，便有川楚教匪之乱如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政治欠清明所致，而罪魁祸首，无疑的是和；仁宗本就有决心要杀和，至此越发坚定，只待太上皇帝宾天，立刻动手。
嘉庆四年正月初九，太上皇帝崩，仁宗亲政。人生快意，莫过于恩怨分明，如得其报，贵为天子，亦复如此，仁宗一朝在手，有恩报恩，有怨报怨，等亲视含殓了大行太上皇帝，和被捕下狱，以大罪二十款传示中外，而第一款之罪，出人意外，说是：“当上册立为皇太子时，先期预呈如意，泄机密以为拥戴功。”真如俗语所说的“马屁拍到马脚上”；拥戴竟亦成为罪名，仿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倒将和真正的贪黩误国的种种大罪遮掩住了。
不过仁宗比起他的父亲高宗、祖父世宗来，确足仁慈得多了，和只是“恩赐自尽”，三尺白绫在狱中上吊后，从他的衣带中发现写有一首七绝：
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第三部分太上皇帝失言
原来他在睢口整治过水灾，以此为功，妄冀成神。刑部将这首诗奏上，仁宗批道：“少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亦有些文不对题。这是龚定庵口没遮拦，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过仁宗、和都不通。
但对英和，他是深为佩服的。原来仁宗有恩报恩，与有怨报怨有连带关系，他心目中以和为惟一怨家，所以几与和不和的人，他都视为仁人君子，至于为了保护他而与和反对的人，更以恩人看待，像董诰就是。
原来一做了皇帝，父子之间亦会猜忌。清朝的家法，更有“大义灭亲”的传统，太祖杀长子褚英；太宗杀过胞兄；圣祖幽废太子；世宗杀皇三子弘时；因此以高宗的英骛，加以和在一旁操纵，仁宗受禅后，亦仍惴惴不安，一步不敢乱走。
嘉庆二年，仁宗在上书房读书时的师傅，两广总督朱内召为尚书。总督起居入座。权威赫赫，但在京的地位不及尚书，所以内召常被视作升迁。仁宗获知这个消息后，想写一首诗贺他的老师，诗还没有作好，和已经暗中抄录了他的稿子，送给太上皇帝去看了。
不但如此，而且当面中伤仁宗，他说：“嗣皇帝莫非要施恩于师傅？”
太上皇帝动容了，其时正当召见军机大臣时，便向东阁大学士董诰说道：“你在军机的日子不少，又久任刑部尚书，你看这件事照大清律看，应该怎么办？”
太上皇帝左右听得这话，无不震栗失色，太上皇竟要“法办”嗣皇帝，这件事会搞得无法收场。哪知董诰神色自若地磕一个头，平静地答说：“圣主勿过言。”
听得董诰公然指太上皇帝失言，大家可为他捏一把汗，可是高宗毕竟是英主，沉默了一会说道：“你是大臣！为我以礼辅导嗣皇帝。”
当时如果不是董诰犯颜直谏，嗣皇帝可能会被废掉，所以仁宗亲政后，有恩报恩，将丧母回籍守制的董诰起复后，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外许多与和不和的人，亦都被恩遇；英和有当初拒婚这件事，亦由编修超擢为侍读学士，从此扶摇直上，早在嘉庆十九年便当到吏部尚书，久在军机，历任要差，在位时拔擢贤能，不遗余力。这才是龚定庵真正佩服他的原因。
不过龚定庵对主考官虽有信心，却担心遇见不通的房考官——应考好比生子，房考官看中了，只是“有喜”；将考卷荐到主司那里，取中了才算诞生；荐而不取是“小产”；亦有取中以后，填榜时发觉出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譬如本朝历代皇帝的御名，应该避讳，文章中不慎误书，便应撤卷，这等于婴儿的“夭折”。倘或房考官看不中而摈斥了，那根本就是“不孕”，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大少爷，”对会试的种种规制已很熟悉的阿兴说，“头一场、第二场，出场以后回会馆睡觉，来去太费工夫。我看这一回，临时借一间房，情愿多花几两银子，大少爷一出场就好蒙头大睡，这样养精蓄锐，文章一定作得好。”
“文章作得好也没用，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