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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军部队溃退了，如潮水一样向后涌来，士兵们只顾逃命，哪里顾得上蒋介石这个总司令。蒋介石毙了两个逃兵，还是稳不住阵脚，随从也被冲得七零八落。他眼看败局已定，羞愤交加，对左右说：
“我追随中山先生效力国民革命已有十七年，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只有杀身成仁，否则还有什么脸面回去！”
陈赓连忙劝阻他：“胜败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还怕冇柴烧？败退下来的是粤军，又不是我们黄埔学生军。校长是东征军总指挥，决不能自寻短见！大局要紧，我掩护校长突围！”
陈赓站到蒋介石身前，弯腰背上他就跑。陈赓武功了得，背负百多斤不在话下。他命令卫兵掩护，跑一阵，停下来喘两口气，又拔腿狂奔。他背着蒋介石跑了几里路，听见枪声稀疏，才放慢脚步。他跑到河边，请蒋介石上船，谁知总司令这时手脚都软了，陈赓只好背他上船。卫兵在后面一字儿排开，警戒着开阔地，掩护总司令过河。蒋介石到了对岸，缓过劲来，迈开步子行走，边走边嘀咕：“娘希匹，调学生军来！”
他们到了安全的隐蔽地，蒋介石要派一名卫兵去第一师搬救兵。此去有八十公里路程，中途要翻莲花山。蒋介石连喊几声：“谁去呀？”没人应声。陈赓见状，自告奋勇：“我去，我的腿功全校有名！”
陈赓又开始奔跑赶路。鞋子破了，搓根草绳一绑，接着跑。脚板肿了，皮开肉绽，咬紧牙关赶完路程。他在第二天赶到了第一师驻地。周恩来与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受困，立即派部队把他解救出来。陈赓救了校长，从此享誉全校。陈赓与另两位湖南人蒋先云、贺衷寒被誉为“黄埔三杰”：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多亏陈赓腿上功夫了得，蒋介石才得以保全性命。
多年以后，延安整风期间，陈赓与彭德怀聊天，说到陈赓救蒋的这一段。康生掀开门帘进来，阴着脸说：“当年你要是一枪毙了蒋介石，现在哪里要打这么多仗？”看那架势，要不是毛泽东和彭德怀护着陈赓，康生就要拿他开刀了。陈赓坦然回答：“当年我若是毙了老蒋，那老蒋岂不和廖仲恺一样成了烈士，我岂不是成了反革命？”
“黄埔三杰”都是湖南人，决非偶然。湖南人在生死关头冲锋在前，是因为他们有着勇敢顽强的霸蛮精神。毛泽东曾用一首五言律诗来形容湖南人的这种精神，其中有两句气魄无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气节长存，不重名利重功名（1）
大概不会有人怀疑，经过湖湘文化熏浸灵魂和塑造精神世界的湖南人，会有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
了解湖南历史的人都知道，湖南人不很看重财富，湖南这块土地上，很少出现巨商富贾。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
湖南籍学者章士钊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中国历史上的大商人，从来没有出在湖南。“不韦迁蜀，世有《吕览》。”吕不韦这个大商人是北方人。“陶朱、猗顿之富”中的陶朱公生活在沿海地区。范蠡是浙江人，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之后，带着西施泛舟江河，做生意去了，大发了，世称陶朱公；猗顿贩运食盐，开设炼铁业发了财，富有程度仅次于范蠡。
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绩溪，也是一个大商人。他和湖南人左宗棠往来频繁，也有交易，连他的红顶也是左宗棠给的，但左宗棠是不做生意的，他只是借胡雪岩手中的银子来补充军费。
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率军来到浙江之后，决心肃清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太平军。他不缺乏斗志，也不缺打仗的士兵，缺的就是钱和粮。这时候，胡雪岩毛遂自荐，要为他的军事事业投资。胡雪岩希望左宗棠去救他的政治靠山王有龄，同时也想在官场中另找一座政治靠山。
胡雪岩与左宗棠携手合作，给湘军奉献军粮，深受左宗棠看重。左宗棠任命他为军中的总理粮台，还保荐他为候补道，后来又奏请皇帝给他加授布政使衔，赏穿黄马褂，使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顶商人。
左宗棠在浙江和福建能够顺利地消灭太平军，后来又能够在中国西北部旷日持久地对付回民起义，在财政上大大得益于胡雪岩的鼎力支持。当然，胡雪岩也从左宗棠那里得到了不少回报。
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可谓官商勾结了。但是，左宗棠却没有从中获取金钱私利。他把官位给了胡雪岩，却没有从胡雪岩那里拿钱来中饱私囊。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权钱交易。
但是，左宗棠和胡雪岩的关系，毕竟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很多人并不了解湖南人不重财利的价值观，横竖不相信左宗棠在经济上是干净的。左宗棠在西北时，朝中官员频频把他告到两宫太后那里，其中有一条致命的指控，说他袒护浙江富商胡雪岩套购军火，向八国借款，从中渔利，为国家留下沉重的外债。
这还了得！朝廷饬令户部和吏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前往浙江和福建两省，要彻底清查胡雪岩与左宗棠的交易。结果怎么样？他们发现，在各省饷银不能及时到达陕甘两省时，湘军所需的费用，全靠胡雪岩的康卓钱庄调动各地的头寸。没有胡雪岩，湘军在西北的用兵简直寸步难行，更不用说购置洋枪洋炮和浮动炮台了！
后来，胡雪岩遇到了最大的难处，左宗棠便投桃报李，雪中送炭。胡雪岩为了扶持民族工业，与法国人进行蚕丝大战，大伤了元气，眼看就要支撑不住，康卓钱庄面临倒闭。他请求左宗棠借用军队饷银周转一下，应付挤兑风潮。当时，左宗棠陕甘总督账上有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可以暂时挪用。挪用是非法的，但这时挪用合乎情理。左宗棠要胡雪岩帮忙，胡雪岩就倾尽全力；现在胡雪岩遇到了麻烦，且是为民族工业，左宗棠能坐视不管吗？要是胡雪岩垮掉了，西部作战所需的银子今后又靠谁呢？湖南人是讲义气的，于是左宗棠做出了不合法但合乎情理的选择。胡雪岩挪用这笔银子解决了困难，随即又将借支的银两打回到陕甘总督的账上，左宗棠并没有贪污受贿一分钱。
联合调查组写的调查材料厚厚一本，直把慈禧太后看得眼睛发花。她很感慨左宗棠对朝廷一片忠心，念他如此暮年，还在西北沙漠征战，办了这么多实事，却惹来一大堆非议。她想，如果惩办了这样的大臣，以后还有谁会真心替朝廷办差呢？
正在这时，李鸿章淮系的几位大臣，又在叫喊着筹饷困难，指责左宗棠乱花钱。慈禧听了大为生气，当即严词厉色训斥他们，随即对满朝文武下了一道口谕：“三十年不准奏左！”
三十年内，任何人都不许告左宗棠的御状。慈禧担心大臣们不信，把这道口谕转为公文，下达全国各地，给足了左宗棠面子。这道上谕唯独没有寄往左宗棠的营中。慈禧知道自然会有人向这位大臣转达她的上谕，而他会更加感激自己的隆恩。这样，他还有什么理由抱怨自己委屈呢？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吧？
“三十年不许奏左”，慈禧的态度如此强硬，也是因为她手里掌握了可信的调查报告，知道左宗棠的确是廉洁奉公，否则她也没有这么足的底气。
那么，湖南人为什么不重财利？他们和外省人有什么不同呢？
沿海一带多财团，蒋介石谋取政权，靠的就是江浙财团。广东人会做生意，因为广东很早就开通了商埠。江浙和广东，靠的是海岸线的优势。既有通商的条件，就没有不做生意的道理。沿海省份的人养成了经商的智慧，也有经商的本钱。
安徽出现过徽商，山西出现过晋商，都是中国著名的商贾，而且留下了传统。因为这两个省很穷，穷则思变，思积聚。从商业中获得的利润，能使他们过上温饱富足的日子。而且他们那里交通方便，与外省四通八达，具备做生意的条件。
四川很少发生战争，即便有，也是小规模的，其民安足，善于积聚。四川人有钱，会过日子，但并不以善于经商而著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交通上的便利。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湖南却不一样，《史记·货殖列传》说，湖南湖北一带，地广人稀，饭有稻米，菜有鱼汤，地广人稀，可以火耕种植旱地作物，也可以养殖水产，蔬果和鱼虾，不用去买就能满足需求。这里的田地足够供人种植粮食，没有吃不饱饭的担忧。湖南人是勤劳的，历史上少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这是因为战祸频仍，积聚了财富未必很安稳，既没有经商的便利，也没有经商的动力，所以湖南人不爱财，不重利，也不想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得多么富丽堂皇。
第一部分 我本湖南人气节长存，不重名利重功名（2）
湖南人不重利，重什么？重功名。功名是荣誉，能给饿不死也发
不了财的人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可是，功名是很难博取的。湖南古属南蛮，湖南人在朝廷里没有背景，北方王者之气的时代，湖南人要争功名是先天处于劣势的。何况，本地话外省人很难听懂，就连和朝廷里的皇亲国戚沟通起来都有困难。唐朝以前，湖南很少出大官，很少出大将，也很少出大学问家。湖南人去搏，做的都是无效劳动。于是这里的人形成一种稳妥的观念：人生在世，唯耕与读。这也可以叫做耕读文化。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充实了自己，可进可退。进可以谋取功名，退不至于饿冻妻儿父母。这种耕读文化，大约就是湖湘文化最安定的因素了，它是湖湘文化在太平盛世中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