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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顽固派把西方的机器看成是奇技淫巧，魏源反驳道：有用的东西，就是奇技，而不是淫巧，应该大力提倡，认真学习。这对于传统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追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奋发图强，认真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使落后的中国变成东方强国，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有效地抵御外国侵略者。他这些铿锵有力的言辞，激励着人们为富国强兵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海国图志》的总纲有两篇专门讲到战略防御。他认为，只有充分做好防御作战的准备，才能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击退来犯的敌人。英国侵略军善于在外洋作战，一旦进入内河，便失其所长，因此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把敌人舰队诱入内河来打，充分发挥我水陆协同作战的优势。先派一支弱小部队与敌人接战，佯败而退，诱敌深入。敌舰一旦进入内河，就只能鱼贯而行，无法四面展开。我军先在河流浅窄处沉船结筏，阻挡敌舰前进，再在河流下游树桩布筏，遏制敌舰后路，然后驾驶小船攻击敌舰头尾。同时，两岸火炮猛轰敌舰，使它无法躲闪。如果敌人胆敢登陆，抄我后路，就用事先挖好的暗沟阻挡敌军，引发地雷消灭他们。当敌舰逃窜时，我军战船立即施放火箭和喷筒，烧毁敌舰，水勇跃登敌船，进行白刃格斗，岸上步兵用炮轰击敌人后队船只，或乘上风施放毒烟，迷茫敌人的眼睛。他把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设阱以待虎，设罾以待鱼”。
魏源和林则徐一样，主张就地招募训练海岸防御部队。他指出：只要募练得法，指挥得人，完全能够依靠本省的精兵捍卫领土，即使侵略者集中兵力攻我一省，也只需从邻省调兵支援，便能应付裕如，不用从内地各省抽调部队，避免一处有警、全国紧张的被动局面。
《海国图志》于1851年至1854年间陆续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朝野高度重视，他们纷纷翻译刊印，争相传阅，认为该书对他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建设，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甚至将它推崇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朝廷竟把该书束之高阁，无动于衷。皇帝和大臣们一味苟且偷安，不思整军经武，结果只能是再次挨打。
朝廷不重视湖南的这个大人才，直到1844年，年过半百的魏源才考中进士，次年被任命为江苏省东台县知县。传说考官嫌他考卷上的字迹潦草，取消了他的殿试资格。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首倡师法西方，探索蓝色文明（3）
但是魏源的真才实学，毕竟令人钦佩。考中进士第一名的御史陈沆，很喜欢魏源的朝气，将自己的文章拿给魏源请教。魏源还没有中进士，陈沆却不顾人们的议论，和魏源交往。
1846年，魏源因母丧辞官回家，继续修订《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并于1847年将《海国图志》充实为六十卷本。同年，他在江苏巡抚陆建瀛的衙署中充当幕僚。他游历东南各省，并到香港、澳门广泛收集资料，为继续充实《海国图志》作准备。
1849年，魏源任兴化县知县。1850年升任高邮州知州。这段时间里，他筹划海运，兴修水利，改革盐政。1852年终于完成了《海国图志》百卷本的鸿篇巨著。在补充的部分中，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各地研制和改进战船、火炮、鸟枪、火药、地雷、水雷的情况。
1853年，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南京、镇江和扬州，高邮农民也起义响应。魏源率县吏捕杀起义农民领袖。不久，清廷督办江北防剿事宜的杨以增，向皇帝告了魏源一状，说他迟误驿报，魏源因而被清廷革职。1854年，有人保奏他复职，但他由于已意识到腐朽不堪的清王朝没有振兴的希望，便拒绝再替清廷效劳。他心灰意冷，遁入空门，移居兴化西寺，潜心研究佛学，整理生平著述。
1856年，魏源游杭州，寄居僧舍，静坐参禅，拒见任何来客。
魏源知识渊博，一生写了五十多种著作，记载着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和文学方面的成就。许多著作充满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海国图志》。该书虽然一度受到朝廷冷遇，但后来终于成为近代中国志士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先导。洋务派首领之一左宗棠公开申明，他在福建设局造战船，在甘肃设厂造枪炮，就是继承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提出的思想。魏源承认落后又不甘落后，放眼世界，积极寻求富国强兵良策，力求振兴中华，为许多中国人解放了思想。
魏源被后人称为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他重视科学技术，但他不是唯武器论者，他更重视人的作用。他强调，人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他认为，没有胜任的人才去指挥，拥有再好的武器也是白搭。后来，甲午战争的结局印证了他的论断。在《海国图志·筹海第三》的结尾，魏源一再疾呼：“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是黄昏时的一只猫头鹰，警惕地预告黑夜降临以后的凄凉；又是黎明前的一只云雀，提前报告天明后的雾霭。
魏源指出了弱势文明对于强势文明应该采用的态度和对策，只要文明之间的冲突存在一天，魏源的思想就不会过时，人们就需要魏源那样的气魄和头脑。
魏源尽到了一名智识者的本分，“永远使用雅典娜的利剑劈开蒙昧的黑暗”。
海洋是蓝色的，理性是蓝色的。中国人需要用理性的眼光，越过蓝色的海洋，去探索整个世界，正如世界也要探索中国。蓝色的海洋距离湖南是那么辽远，但是魏源看到了，也使他的同胞都看到了。
魏源，是一个穿越了蓝色的湖南人。
1857年春天，这个杰出的湖南人怀着惆怅的心情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为中国人留下了富强昌盛的祝愿和希望。
2005年3月29日，煌煌二十卷《魏源全集》由岳麓书社出版，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首发式。魏源身上体现的湖南人的精神，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第二部分 天生我材必有用失败加失败等于胜利（1）
1852年，四十一岁的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从礼部侍郎任上回到家乡，为母亲守孝。身处战火连天的湖南，他听到乡邻们整天都在议论太平军攻打长沙的战况。
曾国藩守制在家，身份等同于一介庶民，也就是平民百姓。在此以前，尽管他在长达十二年的京官生涯中，好学不倦，广泛地交结名人、学者和大臣，学识大增，提高了个人声望，并且以道德文章赢得了好的官声，但他仍然只是一个二品京官而已，功名前程，离封疆大吏的位置还有遥远的距离。至于带兵打仗，对于他这样一名连武器都没有摸过的书生，恐怕连他自己也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
然而，带兵打仗，就是这样一种似乎与他一生根本无缘的事情却偏偏在他身上发生了。而且，他一开始带兵，就带出了一支强悍的湘军，并且打出了一个无湘不成军的局面。在他身上，湖南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霸蛮精神，以及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的骡子般的倔强和韧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之所以会去做这件自己几乎是不可能做好的事情，大约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看到另一个湖南的书生江忠源，在他引荐之下，被皇上调去支援清军绿营阻击太平军的进攻。江忠源带领着自己从家乡宁远县招募训练的楚勇，居然在湘江边的蓑衣渡成功地堵住了太平军的攻势，迫使太平军改道北上，然后又在长沙城配合清军绿营守住了城防，并且造成太平军名将萧朝贵阵亡，而太平军只好再次绕道北上。曾国藩从这里看出，书生带兵打仗，是可以胜任的。既然他向朝廷推荐的人才江忠源能够带兵打仗，他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咸丰皇帝下了谕旨，命令他协助办理湖南团练。办团练，败相入阁，对曾国藩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咸丰皇帝让汉人组建和训练军队，是有不少顾虑的。那年夏天，曾国藩的老师唐鉴奉召进京，两个月内，咸丰皇帝召见十四次，向他垂询学问与兵事。唐鉴非常欣赏江忠源的楚军，便向咸丰建议各省效仿嘉庆朝组建团练，并推荐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请皇上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唐鉴对曾国藩信任有加，以自己的身家为曾国藩担保，打消了咸丰皇帝让汉人统兵的顾虑。
书生带兵打仗开了成功的先例，而曾国藩又有了难得的机会，现在能不能在军事上建功立业，就在乎他本人的选择了。他平静的心情开始了剧烈的震荡。他知道，一旦迈出这一步，如果失败，就会败得
很惨。不仅多年研习的学问文章都会付之一炬，而且性命也难保住，若非死在战场上，就是死于朝廷的诛杀。而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书生要上战场，又能有多大的胜算把握呢？
曾国藩当时的处境，就是要他去选择做一件他几乎根本就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早就退缩了。然而，曾国藩是湖南人。明知很难做成的事情，他都要去试一试，而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出山了。
然而，曾国藩毕竟不是军人，毕竟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他率领湘军出征以后，屡屡遭遇狼狈的失败，多次险些丢掉性命。在最为困难的处境中，他会绝望，会投水自尽，会写好遗书等待死亡。这时候，他就需要湖南人那种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来支撑，才能从逆境中奋起，继续去做这种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