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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年，洋人在贸易镇上，相当自由。大班们出入可以坐轿子，派头倒有点像中国的官老爷。学术界向来认为洋人不许在广州坐轿，而雍正十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坎贝尔记载：“这样，我们的轿子等在门口，我和其他的大班们一起去见海部。”官府虽然把洋人称为“夷”，比如“远夷”、“夷馆”等，这里的“夷”字，倒也没有歧视的意思。洋人大班去见官居二品的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兼监察御使，坐着轿子去不说，按例赐座奉茶。这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品级相当的官员才有的待遇。甚至洋人大班觐见结束，关部衙门鸣锣相送。这种排场，可谓礼遇有加。
洋人住在广州城外，一应事务，均由大班们自决，官府基本不加干预。只要不进城，既可以到处闲逛，也允许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一直到乾隆雍正十年，洋人进城也不算一件难事，办法有两种，一种是洋人自己出面，向海关监督衙门申请一个批文，写明几个洋人要进城；二是广州城内有人发出邀请信，即可获得批准，进广州城内访客，这就好比是眼下的外国签证，通常分成旅游签证和访友签证两种。
外洋船的夷馆，在洋货行里面，却又有朝街的独立门户。贸易镇上的管理，想来也是很规范的，因为晚上闭门和早上开门都有一定的时辰；蓝旗国的大班规定，从船上调派军官和水手十二名，前来守卫夷馆，定期轮换。这样船上所有的人都可以领略广州的风情。如此一来，这夷馆也俨然很有规模：大门口有洋人把守，里面有夷馆买办派来的厨子、佣人甚至轿夫，大班们出入期间，自然也很有威势，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眼中，根本就是所谓大人的派头。
既然是大人的派头，这些洋人大班就像煞是中国的大人们，对于平头百姓，引车卖浆之徒，多少要摆点臭架子，甚至公开欺负。比如蓝旗国外洋船回程的时候，得知领航的引水，同时也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领航，结果把这可怜的引水给关在蓝旗国的夷馆里好多天，免得他给法兰西国的外洋船先一步领航，走在蓝旗国外洋船的前面。这当然是毫无道理的事情，因为粤海关治下的引水不止一个人，这就好比要救一个死囚犯的命，却去把相关的刽子手给关了起来，多少有点好笑。
这无辜的引水莫名其妙地给关了起来，虽然没有受到虐待，吃喝供应一应俱有，却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等到蓝旗国的外洋船一切准备妥当，让他领航出关的时候，想必他也只好忍气吞声，自认了倒霉。否则和洋人大班这种大人级的人物争执起来，未必有什么好处。弄得不好，还要到衙门里吃一顿竹笋烧肉：衙门里的老爷动不动就用竹板子打屁股。
另一方面，这些洋人大班，交往的也都是些大人。一是大班之间，二是和行商之间，互相来往，当面客气得很，背后做些小动作。粤海关的官员、关部正堂、家人和书办，自然不便和洋人大班来往：一是官体，二是名声。但是和外洋贸易无关的官员和士绅，也有和洋人大班交上朋友，你来我往，十分热络的。雍正十年，坎贝尔至少有两位这样的朋友，一位是盐运使手下的盐场主，另一位居然是总督衙门的把总。前者八成算是士绅，后者却是现役军官。
这位盐场主是个住在广州城里的富翁。盐是国家专卖品，盐运使也算得上是高官，所以这个盐场主的地位当然也不低。坎贝尔等人和他熟悉以后，也走动得热络，先是这位盐场主写邀请信出来，请蓝旗国的四位大班一起进城吃饭，饭桌上遇到了一位总督衙门的把总，坎贝尔等人又邀请他们第二天到蓝旗国的夷馆吃饭，结果盐场主没有来，把总却如约而至。
盐场主不说，总督衙门的把总是现役军官，能够和洋人大班套交情，喝老酒，来往密切，可见雍正十年，贸易环境非常宽松，并没有把这中外之大防，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再者，中国官绅以己度人，对于洋人大班，也是以大人的身份，予以尊重和礼遇。这和日后乾隆朝晚期，处处限制外人的情形，可谓有天壤之别。
洋人大班要买茶叶、丝绸和瓷器
人际环境宽松，十分有利于贸易活动。所以船只丈量仪式结束，坎贝尔等大班立即从黄埔回到广州城外，在贸易镇上开始做生意。洋人大班的下一步，就是要购买足够的中国货物，装满这条大船。购货的原则，一是要根据带来的资金，二是按照船舱的载重和容积，按最佳比例购入在欧洲畅销的中国货。
中国货当中，最重要的乃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宗物品，永远是广州贸易的主角。除此之外，用于压舱的生锌，数量也不在少数。余下的是胡椒、藤条、黄姜和中国土布。胡椒是传统的东方香料，前一百年就由西班牙人进口到欧洲。当时的欧洲，十分崇尚中国的艺术，所以外洋船通常也进口大量的藤条。藤条分量很轻，价钱也便宜。乾隆九年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广州买了三千七百四十八斤藤条，只花了一百零九两许银子。
藤条进口以后，一般用以做藤椅、藤篮、烟斗和绅士的拐杖。但是用来做妇女束腰和撑裙的骨子，既轻弹性又好，据说是十分时髦的事情。黄姜也算是一种香料，和姜一样，属于根茎状的植物。乾隆九年同一条外洋船“哥德堡”号进口了十一点四吨黄姜。天长日久，现在也查不出当时进口以后，用在什么地方。很有可能是用于酿酒的辅料。
但是这些货品，都可以暂时放一放，最要紧的，还是茶叶、瓷器和丝绸这三样东西。所以坎贝尔等人先四处询价，伺机而动。九月十四日，坎贝尔正要带着其他大班出门，前去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广顺行看货询价，一个胖乎乎的行商前来蓝旗国夷馆，登门拜访。来客正是远来行的老板，胖子陈远来。
雍正四年，坎贝尔在广州的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这个陈远来，但是坎贝尔唯一信任的副手，第二大班布朗，却在以前来广州的时候，认识这个胖子行商。雍正十年，远来行是个小行，自己并没有多少货色可以提供，但是胖子陈远来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很好，远来行多少有点像广顺行的附庸。陈远来此次来拜访，也是来邀请蓝旗国的大班，前去广顺行看货。他说广顺行的茶叶，价格向来是最便宜的。
坎贝尔和陈寿观也不熟悉，现在有胖子陈远来穿针引线，自然是从善如流。到了广顺行，见到了陈寿观，坎贝尔自然鼓动如簧之舌，使出了谈判杀价的老一套。无非是先用吹牛之法，再继之以拼命贬低货物成色。坎贝尔并不知道，陈寿观眼下正处于危难的时候，风声很紧，日子过得心惊肉跳。所以陈寿观出的价钱的确很低，武夷茶十三两一担，绿茶十两一担。即使如此，坎贝尔还是扭头就走，连说太贵。
坎贝尔这样做，多少还是做个姿态而已。他回到夷馆，再三打听其他洋货行的价格，得知武夷茶还没有低于十四两一担的价格，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广顺行的价格最好。大概做生意的人，从来不考虑面子的，所以坎贝尔立即又带着全体大班，再次来到广顺行，谈来谈去，价钱是不能再低了，但是还是占了陈寿观的一点便宜，让广顺行承担包装木箱的费用。这样，蓝旗国的外洋船在到港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签下了第一单茶叶合同。第二天，坎贝尔等人又和胖子陈远来签订了一单工夫茶的合同。想来这种工夫茶质量不错，所以市面上的价格通常要高于二十二两一担，而陈远来卖给瑞典公司的，只算十八两一担，而且服务质量很好：一担茶叶当中稍微有点发霉，马上予以更换。所以坎贝尔对他赞不绝口，认为这个胖子行商，
是所有行商当中最诚实的一个。
货比三家和私人回扣的冲突
生意做起来了。坎贝尔的策略，一是到处跟洋货行的行商吹牛，说今年我们第一次来，不过是为了打探市场，看哪个行商的服务最好，最是价廉物美，回头要派真正的大船来贸易。这是老套的吹牛法，反正蓝旗国的外洋船的确是第一次来，这牛吹的还是滴水不漏；二是东买一单货，西买一单货，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后者当然是一种好办法，所谓货比三家是也。
比来比去，比到了资元行的黎开观那里。坎贝尔大概是单独行动，自己先去资元行询价。黎开观的资元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行，康熙年间就在外洋船的大班们当中很有名气。
坎贝尔应该在雍正四年就认识黎开观，当年肯定也随着其他大班，到过资元行。这样，坎贝尔熟门熟路来拜访黎开观，礼节上是一件很过得去的事情。黎开观对坎贝尔很客气，递茶送水，一阵寒暄。接着，黎开观带坎贝尔来到一间内室，关上门窗，这样房间里面就显得十分幽暗。这是做给坎贝尔看的噱头，意思是没有任何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这个时候，坎贝尔大概明白，接下去要谈些什么了，但是他佯装不懂，只是问黎开观今年茶叶的价格。黎开观说，他这里武夷茶卖十六两一担，绿茶十三两一担。坎贝尔闻听价格如此之高，就又拿出他的那一套话来，什么初次来到，只是试探市场云云。黎开观沉吟了一会，问坎贝尔说，那么蓝旗国的外洋船这次要购买的茶叶总数是多少？坎贝尔道，这要看价格和茶叶的质量。
看上去双方都比较老奸巨猾。第二回合，黎开观开始单刀直入了。他对坎贝尔说，如果蓝旗国外洋船的所有茶叶都向资元行购买，那么价格不需要出得比其他国家的外洋船高，他就给坎贝尔个人，一个“非常漂亮的面子”。这话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生意上的个人回扣，三百年以前的生意，也概莫能外。
但是坎贝尔开始做作起来了。第三回合，坎贝尔把自己打扮成大义凛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