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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在这个现象背后的，是经济生活中一种新的逻辑的形成。如果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这一点，在2000年表现得尤其具有象征性。2000年，是中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
但在这一年里，贫富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正在出现，这种逻辑突出地表现为经济增长在现实层面上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悖论：即使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受益；而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概括地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而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则呈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资源扩散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群体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
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群体。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其次，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90年代以来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则对社会结构产生另一种方向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困难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困境，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
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7％～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再次，近些年来，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据报道，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许多人将中间群体的形成作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但实际上，除了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可以看到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缓慢发展之外，在其他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则很难看到这个群体的踪影。
事实上，由于总体性精英垄断了社会资源，因而，它侵犯了社会众多群体的利益。中等收入者群体之所以难以形成，部分原因在于，原本应被社会中等收入者群体占有的资源，现在被总体性资本垄断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向。在这个分化的社会中，一端是以拥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社会强势群体。近些年来，这些力量对各级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进行的。在微观的层面上，这主要是通过“关系〃和腐败的形式进行的。一个地区怎样规划，怎样发展？哪些项目要上，哪些项目不要上？这些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而在宏观层面上，因为这些社会力量有经济实力，可以通过对舆论工具和学术活动提供支持和赞助的方式让传媒和学者为他们的利益说话。
而在另一端的，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困难群体。近些年来我国的困难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几个原因：第一，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困难群体主要在农村，而现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第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在困难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困难群体的数量有所上升。结果，是一种我称之为“断裂社会”的现象的出现。这首先意味着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近些年来，我国失业下岗现象大量增加。对此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很多再就业的机会。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9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中国社会（2）
对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社会断裂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在城乡之间。人们经常将改革前中国的城乡关系称为“二元结构”。当时的二元结构主要是由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但在这些制度的背后，我们却可以发现，由于当时是处于生活必需品时代，城市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依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而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里人生活需要的大部分不再与农民和农村有关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事实上，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国际市场。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二元结构，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
其实，断裂的含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这意味着多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共存在一个社会之中。这样的社会管理起来往往要更为困难。一般地说，在特定发展阶段上，政府只能集中精力来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这就要求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概括地说，在这个新的转型阶段上，我们在面对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我们首先要客观地、恰如其分地分析和评估这种挑战的程度。缺乏对这些新的趋势和问题的敏感，会使我们犯历史性的错误。同时需要新的思维和政治智慧来平衡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并用更有效的制度框架来构建社会的新的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推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背景因素（1）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新的演变趋势，与三个重要的背景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处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而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开始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个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导致了经济增长模式和条件的根本性变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构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个趋势的发生，导致了不同社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位置的变化，也导致了不同的结盟和对立关系的出现。第三，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开始对中国社会社会力量的重组和社会生活框架的重构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谈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就不能不对这三个基本的背景性因素给予高度的关注。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的简单判断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8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着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
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征之外，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