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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成（75岁）、谢金山（84岁）、周德广（村民组长）的口述：
郭玉成（左）、周德广谢金山日军是在1942年2月10日开始划定“无人区”的。原先，五道河村共有15户计100多口人。当山里的村民被迁到这里后，就变成了60户计400多人的村子。外来户共45户300多口人。干的都是农活儿，另外还得出劳役，为讨伐队运物资。这里规定是太阳出来就外出干农活儿，太阳落山才回村，一到夜晚村大门就紧闭不开。日本人允许这里耕作农活儿。
所谓“无人区”是统称，其实它包括三种形式：即禁居住禁耕作地带、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和“人圈”。禁居住可耕作地带在禁居住禁耕作地带和“人圈”之间，有3公里左右宽。
村里所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给日本人，然后再从他们那里领取配给。但因配给通过中间几个环节的层层盘剥，最后分到村民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粮食配给是每人每天7两（合350克），老人是3两（合150克），大都是红高粱。不足部分只得采野菜和野果来充饥。由于总吃这些东西，人的身上就浮肿。1943年闹了一次瘟疫，一下子死了30多人，都是吐血后就咽气了。
大搜捕时从本村里抓走七八个人（一一列出人名），全都被送到北票下煤矿去了。外村来的就地杀了7人。另外，饿死了20多人，冻死了七八个人，主要是王绍清的妻子和孩子。
住的是草盖的马架子窝铺，地方不大却住着三代人，也没厕所。
布的配给是按粮食上交量来决定，平均下来5口人之家所配给的布，还不够一个人穿的。冬天没有棉花，人们只好捞河藻晾干后，用它来做棉衣挡寒。每家只有一条裤子，哪家有一身衣服就算顶好的人家了。
食盐每月每人3两（合150克），火柴每户（5人）3盒。
当年，郭玉成家是7口人，谢金山家是3口人。
采访日期：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六道河
六道河是六道河乡行政中心。
刘继忠（６９岁）、殷淑珍（75岁）、潘明怀（69岁）的口述：
刘继忠殷淑珍潘明怀这里是1941年前后开始在北山建“人圈”的。那天警察来了，边大声喊着“搬家，快搬家”！边驱赶着人们，接着便从村头放起火来了。
六道河“人圈”是在1942年春天建成的。共30户100多口人。这里驻扎着日军的山下大队，也驻有宪兵队，还有派出所和村公署，也是实行配给制。
根据刘继忠的口述，佟同志画了张“人圈”图。为了加强城墙的厚度，砌了一些墙垛，低的地方叫垛口。因为里边驻扎着日军，所以城墙的质量很好，四周有炮楼。六道河“人圈”的特点是，各种机构多而居民较少。
居民没住房，都是搭马架子或窝铺来住。火柴是每月一户一盒，没火柴时，只好拿木棍相互摩擦取火。男人一天喝两顿稀粥，女人只喝一顿。
六道河人圈示意图殷家原是专干农活的，可日本人不让种庄稼，并放马出来把她家的苞米地啃光了。她家人去撵马，却遭到日本人的毒打。后来，日本人干脆用刀把苞米地全砍了。这样一来粮食彻底没来源了，只好一天喝一顿稀粥，肚中无食无力干活，平常吃些野菜、野果和树皮来充饥。能配给上高粱就算不错了，哪有什么苞米和小米啊。
配给的布是用大豆壳造的，一穿就破开了，不结实。就这布每人一年也只给这么一块（约五六十公分长）。没办法儿，男人只好整天光着身子出来进去。没通行证和证明信不得外出，若丢了这些证件，配给也就不给了。
你问日军杀了多少人呀？仅在“人圈”里，日本山下大队一次就杀了100多口人呐！全都是从山里抓来的百姓，其余的大都是押到兴隆的南土门去枪杀。这种事不稀奇，常有。唉！我们村上就有一个人被杀。
1943年这里闹瘟疫，一下子就死了40多口人，全都是浑身浮肿，鼻口出血而死的。
外来的只有7户，多数是妇女。日军经常侮辱妇女，一看到被抓来的那些怀孕妇女，就凑上前来指着人家肚子戏弄地说：“喂，这里什么的有？”气得当婆婆的净撵他们。到处都有强奸妇女的事呀！日本兵喝醉了后，便到这里来，拉上妇女就走。
后来，日军撤走了，伪军又开了进来。
采访时间：1994年11月18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二道河
李秀起（右）、杨长兰夫妇当年，兴隆县最西部的“人圈”就设在二道河村，站到村口就能看到长城。趟过潮河进入小关门长城，就是密云县。如今，这里柏油路很宽敞，它一直通往北京。
李秀起领着我们参观了当年二道河子“人圈”的遗址，据说这也是现存最大的一处“人圈”。李秀起是河北省劳动模范，1963年和1964年曾受过表彰。
李秀起（78岁）、杨长兰（71岁，李之妻）的口述：
现在只剩下四五十米长的一段墙了。当时墙高3米，宽1米。“人圈”东西250米，南北80米，有南门和北门，都是二层的门楼。四周有炮楼，用于警戒。除警察之外，村民也必须去站岗。
“人圈”是1942年开始修建，1943年完工后便住进了人。原先，二道河人只是一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人圈”建成后，陆续地从小关门、黄门子、偏道沟和庙梁迁来了40户。这样一来，“人圈”里就变成50多户130多口人了。我是从潮河北面的山上被强迫迁到这里的，没房子只得搭个马架子窝铺住着。
二道河“人圈”没有驻军，只有个警察防卫所，里面有所长和几名警察，没日本人。长城上设有警防所，住着20几个人的讨伐队。他们是从1942年起开始设防的，一直驻守到1945年夏季。先后在那里驻防的有刘其昌讨伐队、程斌讨伐队和宋庆讨伐队，其中也有几个日本兵。大部分日军都驻在六道河。
二道河子长城
到了1945年7月，“人圈”里只剩下五六十口人。1943年那场瘟疫就死了50多人，最惨的是一天竟死了7口人。年轻姑娘死后连衣服都没穿，光着身子就埋了。那情景太惨啦！……
这里被逮捕的有3人，被杀的有十几人（李边想边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些被捕的人后来都押送到承德和锦州去了。
我们全家七八口人只有两条棉被，讨伐队来了说是太奢侈了，便拿走了一条。后来，我弟弟去讨伐队把那条被子要了回来。但不久，讨伐队再来时，用木棒把我弟弟打了一顿，连人带棉被都给弄走了。我们到讨伐队驻地去了几次，他们大门紧闭。第二天，家里人再去找时才发现，他已冻死在那里了。当然，棉被也没要回来。
二道河村“人圈”遗址（回忆往日的悲伤，老人潸然泪下。）
那时没棉被，没衣服，也没吃的，人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充饥。根本就没有学校，也谈不上孩子受教育的事。1947年这里才有了小学校，那时是私立学校，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刚解放时，我们这个村一多半以上是妇女。
那儿的住房是个低矮的小草棚，一天，有户人家母亲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哪知灶中的火冒了出来，一下子把小草棚点着了，炕上躺着个3岁的孩子也被活活烧死了。那时，一般都是3米见方的草房，里面住着七八个人，也没厕所，卫生条件极差。
天已经完全黑了，我起身向主人告辞。此时，杨长兰执意挽留我吃饭，但我谢绝了。惜别时她对我说：“真没想到今天能把过去的事讲给日本人听啊。”
这一带曾发生瘟疫一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为此，翌年之春，我再次访问了二道河。
采访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１月１８日
李秀起的口述之二：
当时死于瘟疫的有50多口人。主要症状是高烧、头疼、全身疼痛、四肢无力和起不来炕。吐血、流鼻血，由于皮下出血，脸部和脖子以及胸部变红。另外，最明显的是浑身浮肿。一至两天或两至三天就死人，所以老百姓都把它叫做瘟疫。
患这种病死的有张海泉的母亲和她二姐，李荣全的父母，李长真夫妇……“人圈”中５０多口人都是这么死的。
“我丈夫也得了这病，但后来治好了。”杨长兰插话说。
没有药，只好躺在炕上等死。如果把坏血都吐出来的话，还有救。我琢磨这或许是病情较轻，得这种病的人很少有活过来的。
驻守的讨伐队就没人得这种病？“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有医生有药啊！”杨长兰在厨房大声地回应着。
二道河村里就只有一口井，在河边附近，井水清澈干净。村民、警察和讨伐队都使用这口井，可为什么仅村民得病呢？是老鼠？那时老鼠成群，到处乱窜。
日军没在二道河驻过，但经常来这里。来的都是山下大队的，其中也有宪兵。杀人的都是日本兵和日本宪兵。不知山下现在是否还活着？
当谈到瘟疫的话题时，李秀起认为其卫生状态恶劣得都难以描述。无论采访哪个“人圈”，每当触及到瘟疫及卫生状况这一话题时，听到的大都是这句话。我想这是解放后，当地人接受过卫生指导后，才彻底地明白了卫生状况的真正含义。然而，对有关当年流行瘟疫的起因，我却另有所思。
采访日期：1995年3月19日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朱家沟——“无人区”的枪声
雾灵山、五指山、狗背岭这三小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插在热河敌占区内的三把尖刀。狗背岭经将军关与平谷县相连。从五道河向南行，便可看到相连的座座险峰屹立，而朱家沟则是进入狗背岭根据地的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