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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峪在蓝旗营村往西约15公里的山湾里，是山区中的一个较小的“人圈”，仅住着67户人家。汉奸带着实施“大检举”的要员来到这个村子时，那名要员被埋伏在村里的八路军侦察员击毙（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来这个村的为特务高占英、王贵山，高占英在拷打村民曹万章时，被八路军侦察员杨采章击毙，王贵山逃跑——主编校）。其后八路军撤走了，但村民却被前来报复的日本宪兵和警察讨伐队包围，村里的73名男子汉被抓走带到了蓝旗营村。日军对大帽峪人的拷问是最严厉的，处罚也是最残酷的。郝席菴的供词里这样写道：“日军用黑墨汁在大帽峪人的鼻子上做了记号，用红墨水在其他部落居民的鼻子上做了记号。做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无人知道。到了旧历正月初八（阳历2月12日）下午，被捕的人每人都得到两碗粥。此后，日本宪兵队进院说把大帽峪的人都予以释放。让凡是鼻尖上带黑墨汁记号的人（打错记号的好像也不少，约有120多人）都站出来。宪兵和讨伐队把他们带到蓝旗营村的“集团部落”外边的一个大坑前，便用数挺机枪进行扫射，当场死难者达120多人。其中除了大帽峪人之外（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在此次集体屠杀中有大帽峪村30多人，在被捕的73人中，另外30多人被押送去了兴隆县城，该村这次死在蓝旗营和外地的共69人，有9户被杀绝，30户没有了男人。因此，被称为“寡妇村”——主编校），还有青杏沟的20几个人，马圈子南沟10几个人。院里剩下的人，第二天全被送往县城。这次被杀害的120余人中，只有3人死里逃生。”
大帽峪村的杨茂林就是当年这3个幸存者之一。据他讲，当时是让30几个人排成一队，然后捆在一起下到坑里去的。120多人不是一起杀的，而是分成3组击毙的。或许因杨茂林是最前面的一组，所以他才侥幸逃离虎口。杨说：“审讯时我装哑巴，其他人也帮我说‘他不会说话’，因此我没有受到刑讯……正月八日早，我们被喊了出来，让我们在雪地上坐着，周围用绳子圈了一个圈。不许我们抬头，抬头的人都挨了棍棒。敌人给其他地方的人每人一碗粥吃了，大帽峪的人每人给了两碗粥。大帽峪的人喊着：‘我们要回家！’当时青杏沟的司贵明的父亲也混入大帽峪人之中。除了夜里被送往兴隆的人之外，我们这批剩下的30多人排成了一队，四周敌人押着，把我们从部落里带了出来。我走在最前头出了大门。这时，敌人中有五六个向瞭望台走去。当让我们下坑的时候，我撒腿就跑。几个特务追过来，棍棒两次打在我的头上，又挨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左肩穿过去。但是，我还是拼命地跑着，进了南山，终于逃脱了虎口。”
大帽峪百姓所受的迫害不仅仅限于这些。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留在“集团部落”的村民又遭到直接开进来的日军和特务的审问。这一次又有8人被害，而且有62人因疾病、饥饿、寒冷而死（据兴隆县党史部门调查证实：从这次惨案到日本投降，大帽峪村被日伪军摧残致死139人，占总人口的577％——主编校），剩下的102人都是老人和孩子、病人和寡妇。兴隆县人已将这些记录编成了资料，并命名为“寡妇村”。它不仅记载着1942年以前的大帽峪、蓝旗营的血泪斑斑的历史，而且记载着兴隆县人民13年多惨遭世上少有之横祸的历史。
第四部分：又一个“三光作战”水泉沟的“童养媳”徐桂英（7）
如何看待杀害记录资料我只是乘汽车经过兴隆县的主要大道以及乘火车横穿该县时看到了沿线的一些情况，并没有实地去访问深山抗日根据地和广大农村。据证实，日军在该县残酷地制造了“无人区”，同时还杀害了许多老百姓，恐怕这里被害调查记录是最多的。老实说，我在写以实地调查报告为主的第一章时，难以抑制因为没能到兴隆县实地考察而留下的惭愧，如果中国将来能开放该县，届时无论如何我也要去那里访问。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看到兴隆县保留的大量资料和调查记录，又在顺利地考察中了解到兴隆县相邻各县的情况，就感到只靠一两个日本人一知半解地调查和旅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被害情况以及不成声的“阿鼻”叫唤（佛教的说法）、怨恨之声的，对此往往产生一种四肢乏力那样的恐惧感和软弱感。在日本读者诸贤中，不是也有许多先生有着与笔者同样的感想吗？而在这可庆的新元元年，也许有人会对笔者这样揭发极端可憎的民族血统的作法加以指责。
这里重申，历史学家是难当的。喜欢把自己的丑恶面目映在穿衣镜里的人为数不多。历史学家就是要把现在日本民族好看的外表里面的丑恶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还是一时的，这里姑且不论）形象化地暴露出来。因为我坚信，只有这样做，才是全面地看待日本的历史。
有些学生问我：“历史学家是人还是神？”我马上回答：“如果二者必居其一，就只能认为是神。”如果不确信是神，就会吵嚷新天皇如何如何，新元号又这个那个的。在这动乱中我去了中国，因此未被卷进去，这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但我不想从表面看日本民族而去解释说明黑暗、辛酸的昭和史，打心里不愿给日本侵略的那一部分历史判罪。并且我也是个常人，尤其想到自己是日本人时，在中国幸存的证人面前就更没有谈笑的心情了。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实，不用分辨，我就是一个谨小慎微且在各种压力面前表现得十分软弱的人。写到这里，就不由地感到自己身心疲惫。实际上，今年元旦我已经去过了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抗日根据地——盘山（现在是大城市近郊有名的旅游胜地）。一边游览盘山景色，一边向同行的陈平请教，使我受益匪浅。说起来，实地调查不光是身心疲惫，而且还深深感到，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调查范围很有局限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了本书多次采用的《侵华日军暴行录》第二辑的内容（实际上是看了第一辑）后，冲动之感便油然而生。因为此书卷末附录上刊登的那份《抗日战争时期河北惨案统计表》，震撼了我，深感到“此事非同小可”。
表中记载着河北省（包括实施“无人区”的长城线以北旧热河省）的数字，还记载着仅一次就杀死10人以上无辜百姓的案例。当然这里边也包括八路军战士在内。例如，敌人每天进行拷问时，都有两三个人被杀害以及女性在半路上被强奸后再杀害的事。这些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大量被强行抓到东北当劳工而下落不明者。大致统计一下这个表中的数字可知，仅被害人就高达81万人。不知读者诸君看了这个数字后又有何感想呢？
这里之所以说“大致”，是因为其中有些数字与本书资料的数字略有不同。例如：鲁家峪的数字里面就包括一些八路军伤病员。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发展的统计和人口统计上也多少有些欠科学性。
那么，这些数字可信吗？回答是基本正确的。虽然这个数字比起“南京大屠杀”等数字来并不多，但我仍对这个数字持肯定态度，甚至还认为81万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些。因为，除了战后当地政府发表的水泉沟这46万具尸体外，我们在当地听到和看到了许多证言及统计资料。此外，还有许多当地农民被日军强制押送到东北做劳工后又下落不明。应该承认，这种统计方法与统计人口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异，因为统计经济人口时，需要掌握当地人口的每日每时的变化情况。
在“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上，一些否定屠杀的日本人极力诋毁中方的统计数字，说“中国的数字缺乏根据，不可靠”等等。其实，这些人甚至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即受害者一方的统计数字要比加害者一方更容易、更准确。难道非得让那些死去的无辜者们重新复活，亲口诉说当时的场景后，他们才会相信吗！？因此，虽说水泉沟仅是46万，兴隆县仅是11万，但若再加上其他一些无法统计的数字，那么81万这个数不就太少了吗？当然，即使这样，那些反对者们仍是不能理解，仍会在那里指责中国统计的数字过分夸大。总之，他们的态度就是不相信中国方面发表的数字。与此相反，我之所以认为81万这个数太少，是因为这是中国人详细调查之后累计而成的数字，对此我深信不疑。我认为，兴隆县的11万和水泉沟4万多死难者的人数统计中，确实有重复的数字，但这里并不包括那些强制带走而又下落不明者。中方即对河北省来说，也未必能将这一数字统计得一清二楚。若怀疑兴隆县方面统计的11万这个数字不准确的话，那么我们暂且将其舍去，只把表中统计的81万和水泉沟的46万加起来，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不计那些下落不明者和10人以下的被害者，当地至少也有12万以上的人确实被日军杀害了。此结论并不过分。
此数字中几乎没有士兵，全都是无辜的百姓，且半数以上是“无人区化”的牺牲者，对此，我深感震惊。但是，对于我来说，感受打击最大的还是那些否定屠杀者行为的人。同时，我又对统计数字左思右想，认为在某种情形下，省略了10人以下屠杀事例也是在所难免之事。其实中国人也不想做出精确的统计，因不属于大屠杀，省略一点也在情理之中。10人也好，11人也好，这样的数字计算起来也很麻烦。但中国是个负责的国家，它既不会任意地玩弄数字，也不会笼统地、不负责任地把下落不明者说成几十万之多。
经常读日本的推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