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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忍小忿而就大谋”。
不可“才有余而度量不足”。
上卷：第二部分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
苏轼的《贾谊论》更深刻。“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有才能并不难，能使用自己的才能却是很难的。如何使用自己的才能，是更高的艺术。“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书中有注：贾谊，雒阳人，年二十余，文帝召以为博士，一岁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帝于是疏之。出为长沙王太傅。后召对宣宝，拜为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帝虽纳其言，而终不见用。卒以自伤哭泣而死，年三十三。这位洛阳书生，真可谓“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苏轼论道：“夫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对政治的论述还有比这更透彻的吗？
接着是《晁错论》，同理。这位谏请汉景帝削诸侯郡县、加强中央集权的出色政治家，遭谗而后被景帝斩。血腥的古代政治。“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晁错因忠诚而被害？其实是他自取的。他没看清政治，不成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像晁错这样，“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是难免要粉身碎骨的。
自己有“超世之才”吗？或许有。“坚忍不拔之志”呢？还有，欲求非常之功，有无“自全之计”呢？他眯起眼，闭紧嘴。残忍的历史使他心中生出冷酷，冷酷的心理使他绷紧的嘴唇含着一个冷蔑的嘲笑。头脑应该绝对清醒。现代政治虽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进行，但复杂性是同样的。窗外，黑魆魆的房顶上是暗黑的天空。
他在“总论”中又写下了：
只有治国的才能胆识而没有处世的复杂头脑是注定要失败的。
要有坚忍不拔之志。
要有高度的理智。
要有前所未有的忍受力，克制力，控制力。
要吃透中国政治情势。
要做一个真正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
星期天傍晚，网球场上四个人在双打。张老与他的小秘书邢笠一方，张老的儿子张克平与靳一峰一方。奔跑，击球，喊叫，打完最后一个球，四个人汗气腾腾地走到场边。
“还是我们赢了嘛，啊？反败为胜。”张老高兴地笑了，他个子不高，穿着白网球鞋，白运动短裤，白背心，头发略有些花白，兴致勃勃。“祥光，你不打打？”他接过董祥光递来的毛巾，很有力地擦着脸上头上的汗，那动作绝不像老年人。
“我不会。”
“不会可以学嘛。”张老声音洪亮地笑了，又擦了擦手，放下毛巾，接过蒲扇，在椅子上坐下，“噢，你刚才说什么？你们省里准备提拔那个李……向南当省委副书记，分管农业？”他没忘记打网球前的话题。
“我已经和顾恒同志谈过，他早有这个考虑。”这位圆头胖脸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谦逊地汇报道。
“这个年轻人怎么样？我记得今年春天看过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关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几个战略问题》，是他写的吧？那份研究报告写得还不错嘛。”
“是。”靳一峰在一旁笑着应和道，他每星期天同张老一起打网球，“您当时还批过十六个字。”
“张老，您上次不是提洪克宽同志去我们省里当农业副书记？”董祥光小心地提醒道。
“噢。”张老想起来了，洪克宽是过去华北局的一个干部，“我不过是随便提议一下，不一定要照办嘛。”他又转头问靳一峰：“你对李向南印象怎么样？”
“算个人才吧。”靳一峰答道，他没有提李向南到自己家并与加拿大记者谈话一事，“在基层再锻炼一下，会是不错的吧。”
“他在古陵县就干得不错嘛，报上那份报道我看了。不过，叫什么‘新星’，题目不好。你们觉得呢？”
“是。”靳一峰、董祥光都应道。
“还有，从你们省里来的那份内参我也看了，大概多是些诬蔑不实之词吧。年轻人一露头角，就有这种奏本，不是好现象。”张老很健谈，不停地打手势，“不过，年轻人遇遇挫折没坏处。苏东坡的《留侯论》中不是讲：‘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吗？”
“是是。”
“你们说呢？”张老把目光转向儿子和秘书，“你们年轻人会同意我的观点吧？”
“是。”
“你那个政策研究室也可以把李向南要来嘛，”张老对靳一峰说，“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大胆把他们提到中央机关来，委以重任。”
“是。”靳一峰点点头。
两个年轻人，胖胖的张克平与瘦瘦的邢笠相互交换了一下目光。
上卷：第二部分关于“揭发材料”
（一）关于“揭发材料”
——他在“总论”下面写下了第一个需分析的具体问题。自己正处于政治危机：那份刚到北京就听到的“内参”；才听到的又一份“揭发材料”。“内参”的内容他已知道，多是捏造，好驳。他在心中已不知有理有据地驳斥了多少遍，但这份“揭发材料”就有威胁了。几个有职有权的年轻人整的，已经送往上层领导手中，其中还摘引了他本人的一些信件。
那是他写给一个叫梁君的女同学的。他们曾经恋爱，后又分了手。
她到底交出了他的哪些信件？是一两封还是许多封，甚至还加上口头揭发？两天来，这个悬念一直折磨着他。要判断这些，就先要知道：她因为什么揭发他呢？这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不明确性对人的巨大折磨，但现在却要分析。
他在纸上列出各种可能性：
（1）因为恨他？（恨什么？恨他和她最终分了手？不是她要分的吗？——他想。）
（2）因为她被人利用？（被哪些人，嫉恨自己的？将可能的人一一想到。）
（3）因为她丈夫的原因？（这可能吗？似乎很难想象。她丈夫似乎是……谁的秘书，和自己并无什么仇隙。）
（4）因为她真的认为自己就是“野心家”、“坏人”，需要揭发出来？（这也没太大可能呀，她根本没有那么极左教条。）
（5）因为她把他的信丢失在别人手里了？（这种偶然性就太难预料了……）
（6）因为别人抓住她的把柄讹诈她？
（7）因为“组织上”给她施加的压力？（这也不可能，组织上怎么知道她过去和自己的关系？会想到去找她调查？有可能。那份“内参”上不是说他搞过几个女人吗？按照这“线索”，调查组就可能寻到她和他的关系。）
（8）因为……
什么声音？客厅里电话响了？半夜了，谁来的电话？院里其他房间都黑着灯，他朦胧中有预感，赶紧穿过院子来到客厅，拿起电话。
“我找李向南。你是李向南？我是小莉呀。”是她，没预感错。
“谁的电话啊？”隔壁父亲的卧室传来苍哑的声音，老人被吵醒了。
“是找我的。”他赶紧捂住话筒答道。
“向南，我见到那份揭发材料了。我爸爸这儿也有一份，打印的。我刚发现。要不要我给你偷出来？不行？这样吧，我拿相机给你偷拍一份吧？”
这真是一瞬间的巨大犹豫。人一生中许多至关重要的抉择都要在这样的一瞬间作出。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总论”中写的条条了：要有高度的理性，要有高度的控制力，要做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政治家。他不能做任何有潜在危险的事情。一定要“非礼勿行”，谨慎再三。如果小莉此举真被别人知道，或者以后小莉一旦和自己闹翻，咬自己，不是好玩的。更重要的，自己原本就坦坦荡荡，无须搞任何小动作。
“不要。”他平静地回答。
“为什么？”
“不需要嘛，”他笑了笑，“你好好睡觉吧。”
他回到房间，看到自己列出的十几条。梁君因为什么要“揭发”自己？……所有的似乎都不大可能，所有的又都不能排除。太复杂了。而在事实上很可能只是因为一个极简单的原因。
邢笠简直要爆炸了，在屋里来来回回走着。“你为什么瞒着我？”他冲妻子吼着。
梁君低着头哭了。
刚才邢笠找衣服，在箱底无意中发现一个小红木匣。“这里放的什么？”他问。“噢，那是我插队时的药箱。”梁君一惊，连忙答道，她没说假话。邢笠顺手要打开，梁君脸色一下变了，拿了过去，放在身后：“你别看了。”“为什么？”邢笠起疑了，“那里放的是什么？”“没什么。”“那为什么不让我看？”邢笠上来就夺。“我不让你看嘛。”梁君竭力想半开玩笑地搪塞开，看到邢笠真要夺过去看，她急了，紧紧抱住木匣。
木匣最终还是被邢笠夺了过去，打开了。
是一堆信。邢笠一封封看着，脸变了颜色。都是李向南写给梁君的，按时间顺序编号珍存着，还有李向南的一张四寸照片。好一个男子汉样。
梁君坐在一旁垂着头。
“我没瞒你，我和他过去……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说。
“我是知道。可你为啥还保存着他的信和照片？”做丈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