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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驻日大使馆抗议，始终无效。张自忠知悉后当即致电在名古屋的冀察代表纪华，限于观光团到达前，将冀察陈列馆退出博览会。凡未开箱物品，一律运回；已开箱物品，限期装箱，停止展览。纪华遵命于4月27日关闭了冀察展览馆。
到达名古屋，张自忠接到中国大使馆电报，说中国大使许世英回国述职，拟请张自忠代许参加名古屋泛太平洋博览会揭幕剪彩。张自忠得知日本人有意在中国馆对面开办了伪满洲国展览馆，并悬挂了伪满国旗。张自忠当即命英文秘书翟维祺、日文秘书卢南生与日方交涉，并交代说：“你们跟他们讲，东北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只有一个中国，不晓得什么满洲国。博览会把一个所谓‘满洲国’展览馆与我国展览馆放在对面，是对中国的侮辱。必须立即降下伪满洲国旗，撤除‘满洲国’展览馆。”
开始，日方拒不解决。张自忠强硬表示：“如果明天上午伪满洲国旗不下，我们就立即回国。日本的‘天长节’也不参加了。”终于迫使日方答应降下伪满国旗，撤除伪满展览馆招牌。
在日期间，尽管日方提出了所谓“经济提携”事宜，但张自忠坚持不作承诺。日方见不得要领，便转而在北平对宋哲元施加压力，一再要求由日方修建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并在平津及北宁路沿线扩充军事设施。
到5月中旬，日方交涉日繁，压力更甚。宋哲元则百般拖延，不作答复。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在此形势下，宋哲元认为张自忠一行已不宜继续在日访问，遂电促其提前回国；自己则以扫墓之名回山东乐陵，以避日寇之纠缠。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8）
5月28日，张自忠率领的访日代表团回到天津。他们在回国途中，绕道青岛、济南。27日在济南接受记者采访，张自忠就此次访日经过发表书面谈话。这个谈话于张自忠回到天津的当天，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全文为：“本人此次蒙冀察政委会宋委员长之允许，赴日本游历，因职务关系，不便作长时间之视察，所以在日本各地略作一旅行，即行返国。所到者为东京、西京、大阪、神户、日光、箱根、别府、博多、奈良、名古屋等处，其中惟东京、大阪两处，因参观工业，停留之日较多。在一般看来，日本工业确有一种努力求进精神，尤其是纺织工业与航空工业，进步更速，市政与军事方面，此次亦略有视察。此外，在东京、大阪各处与日方军政实业界要人晤面，亦仅系普通应酬。本人因韩主席系旧长官，阔别多时，又久慕山东、青岛政绩，故于归国之时，绕道一游，日内即行返津。”
根据各方面的资料证实，尽管张自忠访日并没有做出一点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也没有签订任何一个协议，但是日本却利用他的访日大肆渲染，大做文章。这样一来，张自忠的政治面目更为国人所误解。
他归来后，舆论纷纷，攻击更盛。有人甚至说张自忠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并得到日本赠送的巨款，日本人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女等等。汉口《武汉日报》还将此讹传作为新闻刊发，影响更大。连南京政府对他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
张自忠闻知，内心愤懑。在市政府的一次宴会上，他借酒发泄说：“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看看哪里会有一点汉奸气味？！”
张自忠于1936年6月18日就任天津市长，至“七七”事变，主持天津市政，恰好一年，连同担任察哈尔省主席，他一生从政共计20个月。
这对于张自忠来说，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复杂的时期。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蒋、宋三大政治势力在华北的特殊条件下，相互角逐和最终妥协的复杂产物，其政策难免带有多重色彩。一方面，它在名义上是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在许多方面受日方掣肘和影响，适应了日本侵略华北的要求，但又没有完全沦为日本的傀儡，和日本存在矛盾和抗争。这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地方政权。张自忠的政坛活动，自然也具有两面性。
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点，二十九军将领的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 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1）
193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交锋的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在让主人公张自忠融入这场风暴之前，不能不把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一描述，才能使读者清晰地看清主人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央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中央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领导的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中央化倾向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37年2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他们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他们还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这一切，难怪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才会发出惊呼：“……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