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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因为这些东西毕竟是他们最熟悉的，蔡国强小时候的游戏“攻炮城”给他留下了心理上无法磨灭的影子，徐冰从儿时铺天盖地大字报的印象中获得了创作“天书”的灵感。但他们不是简单地把这些古老的东西拿过来，而是通过重新整合这些资源来表达对当代艺术的思考。 SOHO小报：为什么人们对新和旧会持有一种既“喜新”又“恋旧”的复杂心态呢？ 王明贤：可能和当代人多元化的价值观有关吧，过去我们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属于非黑即白的模式。而实际上不论新和旧都可以从不同层面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SOHO小报：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新和旧，你觉得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它们带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应该是什么呢？比如是不是新使人感到兴奋、刺激？旧使人感到沧桑、安静？ 王明贤：这要看具体的历史环境吧，为什么20年前我们强烈地提倡新？因为当时整个国家新的东西太少了，新可以带给我们希望，可以振奋民族精神，但是这20年国家发展很快，整个城市有了很大改观，当我们被全新的东西包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漂浮，缺乏安全感。因为现在的城市经过迅速的拆除和建设，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的记忆都丧失了。比如望京就是一个让人恐怖的地方，那么大片的建筑，多少年了我去那里，司机永远都会迷路。所以我觉得就当前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而言，新和旧的矛盾恐怕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了。 SOHO小报：这好像是一对老生常谈的矛盾，城市建设应该怎样兼顾新和旧？以你看，一个城市的新旧交替、共存或者平衡的出路在哪里呢？ 王明贤：我倒觉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简单到了极点。可以组织一批真正的专家在各个城市划定各自的历史保护区，划定建筑保护区，新的区域和新建筑就大胆发展。但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说某个城市具体应该保留多少古建筑。关键是我们全民需要有一种观念，一种对历史的态度。比如北京的很多老建筑，我们没有把它当成历史建筑看，而是“危房”，一旦视为危房，那就只有拆除了，所以说观念的转变很重要。 SOHO小报：今年初你们发起的“北京城记忆：数字影像展”是希望能帮助树立这种观念吗？ 王明贤：主要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北京的城墙都陆续被拆除了，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大的悲剧。因为这一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摧毁了这些历史建筑，也摧毁了我们的精神，但精神还是可以重建的，城墙拆了就永远不能复原了。但是用数字化技术复原老北京的城墙、城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途径，是用当代技术手段来重建历史记忆的一个途径。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讨论过的，旧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感受，比如圆明园的废墟比一个完整的圆明园传达给我们的情绪要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所以我说对历史抱有一种态度也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意境，中国人可能不能像罗马那样保存一个实体的城市，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拥有这样一种意境也很好。所以数字影像展是在虚拟的空间把新和旧进行完美结合的一次尝试。
恋旧与趋新修旧曰新
赵汀阳，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代表作《论可能生活》、《一个或所有问题》、《人之常情》。
记得多年以前有个歌星唱道，“新鞋子旧鞋子一样过生活”。我们一般知道，新旧生活是不一样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一样就似乎构成了一种试图超越俗见的表述，从而引诱人们相信某种“本质上的”因而就比较深刻的东西。这种故意和一般的说法不一样的语言结构早就是人们的爱好。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就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同样，假如我们又说成“太阳每天都是旧的”，甚至可能显得更深刻。不过，事情本身其实没有这样深刻，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深刻往往是语言的一种想象。不过，说的不一样比较容易，想得不一样就比较难些。 “总是一样、一贯如此”的东西是时间，而不是历史。在一样的时间中发生不一样的故事就成了历史。而历史就是各种故事的不断流失，这一点我们很不满意。除了一些忍无可忍的事情，大多数的故事至少在后来被想起来都是有趣的，包括那些当时相当平淡的故事，艰苦生活中的小快乐或者不成功但是激动的恋爱都在成为过去之后变得津津有味。似水流年流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更是生活。人们愿意像攒钱一样攒历史，以免在失忆中陷入精神贫困，不断地说点旧事，也像时时能从兜里掏出活钱花一花一样给日子增加些色彩。 形而上的理解太残酷。比如哲学，就是信仰的反面，它必须残酷地看问题，残酷而后理解真实。可是生活需要欺骗与自我欺骗，所以我们通常并不哲学地去理解历史，而是“去真存伪”地怀旧，追忆似水流年是假，重温似水柔情是真。于是，历史记忆往往就变成了情感记忆。人们为了重温某些情感经验的兴奋感觉（不管是甜蜜还是痛苦、成功还是失败所造成的兴奋），才去回忆导致兴奋的那些事情的细节。 怀旧决不等于厚古薄今，不等于反对新的事物，相反，怀旧是对一切生活的贪婪，是得新又思旧的贪婪。怀旧总是首先接受了新的生活，而且肯定不愿意放弃新的生活，甚至还向未来更新的生活敞开着，在这个给定的条件下，才进一步希望能够同时“生活”在过去，或者让过去“活”在今天。这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同时占有才是怀旧的真正气质和欲望——没有一种积极的怀旧是真的想回到过去，而是在现在之外额外地享受过去。除非已经没有未来，才会有单纯的怀旧，可是单纯的怀旧实际上就蜕变为感伤和绝望。如果说“忆苦思甜”是激进的进步论和现代态度（现代精神就是不断假定过去是苦，现在是甜，未来更甜），那么，“忆甜思苦”就是前现代的没落贵族心态，而“拥新怀旧”则是最贪婪的积极心态。 现代性是人类文化中最疯狂的气质，它首先藐视一切已经过去的东西，所谓“好”被定义为“进步”，进步又被定义为“新”，新又被定义为“与过去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个“弃旧曰新”的原则。既然新就是好，那么，为了尽量接近新的源泉，现代文化就越来越年轻化，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指出的，现代性无非是现代反对古代，而这又无非是今天反对昨天，青年反对老年。这一点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代文化会从反对老年到反对中年；从推崇青年风格到少年风格，甚至嫩到儿童风格。我们中国目前的审美观点和文化趣味似乎已走在世界前列的姿态达到了一半是少年、一半是儿童的程度。这一点从电视到图书都看得到。而网络则试图保持“过不完的青春期”，如果不说是“少年期”的话。但是年轻化运动终于到了少年儿童气质，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 少年儿童文化从根本上有别于青年文化，并不仅仅是比青年更年轻。青年文化试图打倒中老年，它要造反、要革命、要破坏，要砸烂所有的旧世界，正如我们从“五四运动”以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所看到的文化运动。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少年儿童文化并没有这样的革命激情，与其说它要打倒中老年还不如说是想招安中老年，与其说是要胜过青年还不如说是要解构狂热的青年。它不想打倒旧世界，而是把所有传统和旧世界资源在能够利用的时候以“嫩嫩的”方式重新加以利用，把保守改装成时髦，在最另类的形式里表达最一般的内容。显然，少年儿童还没有能力独立，还没有发展出激烈疯狂的力量和勇气，总是象征性地叛逆，在限度内违规，带着奶瓶淘气，所以仍然得到老年的疼爱。于是，传统和现代、新与旧、老年与青春就这样达成了浅薄而舒适、欢快而空洞的妥协和共识。 曾经导致了现代所有文化革命的青年文化并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己累死的，因为没有什么文化能够承受无比多的创新，太多的创新互相消解了各自的新意，互相迅速把各自变成旧的东西。在这个少年化的文化空间里，所谓新就是互相少许不同，就像每个苹果都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不再有真正的区别，因为一切都不再有深层次的差异，因为根本就没有深层次。也许，少年儿童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最后阶段，它有可能走向现代文化的终结，把悲剧性的狂暴破坏和浪漫的离家出走转变为喜剧性的另类妥协和浪子回家。问题就在于，现代性所要革命掉的旧世界是丰满的，而所要创造的却不实在，只是相当空洞的意图。只有当准备好了某种新的理念，才能够有真实的创新，否则就仅仅是对旧的东西的叛逆和破坏。现代文化创造了文化废墟，它甚至不适合现代文化自己生存了。而后现代文化正是在文化废墟上进行着文化怀旧的。 忽然想起古人云：“修旧曰新”。可是哪些“旧”应该修？怎么修？修成什么样？这些都还是人们现在来不及细想的问题。现代是辆坏了刹车的车，没法停下来想。 赵汀阳
恋旧与趋新美妙的和谐
龙冬，生于1965年的北京，高中毕业后即进入社会，从事过多种职业。1990年到西藏办报纸，返京后一直在出版社供职。自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有小说、散文和戏剧创作，著有小说集和长篇散文《一九九九：藏行笔记》、《河源纪行》等。 这样，请你关上窗子，让北京的一天安静，把一张CD盘放到音响里，就是这位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声音好似流水由远而近，等到第一幕里那曲“美妙的和谐”出现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