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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没有修整，许多地方都是断垣残壁，走上去看来挺危险的。我问陈秘书怎么上去，他说骑驴子上去比较安全。 当时我是一个住惯大都市上海的女孩子，不要说骑驴，我连见都没见过驴子长什么样。后来，三个当地老乡牵来三头驴，他们挑了一头据说是很温顺的让我骑。摸着那毛茸茸的驴身，我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但那时已别无选择。陈秘书把我扶上驴子，三头驴加三个拉驴人就陪着我们上路了。那是一条羊肠小道，是人和驴踩出来的，开始往上爬时，我直挺挺坐在驴背上，吓得大喊大叫，驴子受了惊也好像步履蹒跚。牵驴人有点急了，拼命叫我身子要趴下。我说不行，我怕，那驴子也很脏。不过，后来我终于和那头驴子配合得比较和谐了。惊魂稳定之后，再看小道两边，满目青翠，春末夏初的嫩绿夹杂着不知名的绚丽的野花，点缀得整个山坡如一幅美丽的图画。长城的这种景色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这是只有从小路爬上去才能看到的，而骑着驴子看就更别有风味了。可惜那不是一匹骏马，否则可能真有点塞外风情了。 后来，八达岭长城就不断修缮了，人们不必再骑驴，而可以拾阶而上。我也无数次这样地上过长城。去多了也就再没有新鲜感了。尤其是七十年代初，我调到外交部工作之后，凡重要来访外宾都要上长城。于是我每个月都要陪同各国政要爬几次烽火台，说那句重复无数遍的话：“不到长城非好汉”。记得大概是1972年基辛格来访，也上了长城。那天是他五十岁大寿。当晚，周恩来总理为他设寿宴。基辛格大赞长城，并念了毛主席关于长城的诗句。周总理也很高兴，送了基辛格一首当年吴佩孚五十大庆时作的诗，不幸的是后来这件事遭到了批判。 我也陪同尼克松总统上了长城。那是1972年的2月，长城上风很大，气温很低。不过那是中美关系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所以当时真的没觉得冷。尼克松兴致很高，说这长城真是太伟大了。他有幸亲临长城，相信美国人民此时都能见到这激动人心的一刻。不过为了准备尼克松这次长城之行，我却受了一次大罪。那是在他访华一个多月前1972年一月初，为了准备尼克松访华，美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以黑格将军为首的先遣队。他们除了和中方谈判之外，还要到尼克松将要去的所有地方去看一遍。所以在寒风凛冽的北京一月初的时候，我随同黑格将军去长城。那天中方的陪同是公安部的于桑部长。他要利用路上的时间同黑格交谈尼克松访华的安全保卫问题，所以我与他们同车担任翻译。假如当年有今日的八达岭高速路，我的任务会轻松多了。但那时，去长城大概车子要开两个多小时。“红旗”车的车身很长，一路上我不得不扭过头去翻译，所以都在倒行。这大概是我翻译生涯中最最受罪的一次经历。回到城里时，我头晕眼花，而且从此得了晕车的毛病，一坐汽车就晕。大概一年之后才缓过来。如今想来，这竟是30年前的往事了！其中的当事人，有的已成故人！ 小时候做作文，一开头总是用套话：“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如今当我从“长城公社”的时尚、绚丽中回首当年的这些往事，真感觉恍同隔世，也真觉得半个世纪的时光竟是“弹指一挥间”。北京这些年来变得太多了，变得陌生了。如今连长城的氛围也变了。 其实，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又何止北京？几乎每次回到家乡上海，都觉得越来越陌生。就连那条最熟悉的淮海中路，童年少年时的记忆——那老大昌冰激凌蛋糕店，那黄桥肉饼店，金龙绸缎店……一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名牌店、高级婚纱店……于是我对这条马路也就没有兴趣了。只有漫步在那些新建高楼大厦夹缝中的小街上时才能找回一些儿时的记忆——小小的烟纸店，馄饨店，家家户户从窗口伸出来的晾衣服的竹竿和坐在小板凳上聊天的左邻右舍。 人的感情常常是矛盾的。明知这些变化带来的是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但却又常常感叹这步伐太快，它无情地把我们这一代人的许许多多美好回忆冲刷得无处可寻。这是一种无奈！大概这也是为了更精彩的明天，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吧！ 章含之
恋旧与趋新恋旧与趋新
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前些天北京作协开会，晚上闲谈，女作家赵凝被认为具有洞察男女内心秘密的本事，说到我，她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恋旧”。我没有反对她的这个说法，而且还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隐私”，算是给这个说法一点支持。我说，当年下乡支农，临走时，一个女知青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诗是这么写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钟子心。别后二十春，熏风频送馨。”我当时真有点儿动心，以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二十个春天，却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不准哪一天，也许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恋旧”，如果算，恐怕也是单“恋”，是不能与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提并论的，因为这个“旧”在写了那首诗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下一个角落保存着对她的记忆。我辈行色匆匆，为生活而终日奔走，有时，恋旧的心情会从没人看守的那个角落中溜出来，但也只是探一探头儿，便稍纵即逝了。 也有刻骨铭心的，比如向秀作《思旧赋》，悼念亡友嵇康、吕安，曾有“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句子，就隐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愤。但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比较多的还是刘半农在法国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表达的：“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大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其实，恋旧总是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是个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阿城在讲到思乡的时候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在不定期地发作，就像你对初恋的思念总是难以割舍而保持终生一样。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旧时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种更纯粹的方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我们长久的思念中越来越显示其美好的价值。人们常说，人老了就容易恋旧，陈谷子烂芝麻都想起来了。在早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以为我老了必不会这样。而近来我却常有回忆往事的冲动，于是怀疑自己也已经开始老了。不过，老人的恋旧我们倒不必太当真，因为，很多对往事的怀恋是经过了记忆的甄别和筛选的，已经被我们的虚构和想象美化了，我们沉浸其中，陶醉其中，享受着那些发黄的记忆的残篇断简带给我们的安慰与满足，抚慰我们日渐寂寞的灵魂。 怀旧之风正是盛开在这片土壤上的忧郁的花朵。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恋旧，其实和个人的生活经验无关，只是附庸于某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时尚不是来自个人的记忆，它是商人、媒体和消费者共谋的结果，大家合力制造一种假象，以为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比如文化消费中的“红色经典”热，比如一些人的热恋老家具，比如被捧上天的四合院新居，说是怀旧，其实是趋新。而有些所谓趋新，打得正是怀旧的底子。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流和朦胧诗风行一时，许多人都说是创新，后来读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知道，很多创新之作都没有超过前辈作家已经达到的水准。 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以新旧划线，结为阵营，一直闹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为了新的发展壮大，旧的只能被摧枯拉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结果是新的没有立起来，旧的也所剩无几，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现在才有人拿了假古董冒充真古董，或者拿了旧时的一鳞半爪冒充新的时尚来推销。这是二十世纪的诸多病症之一，有时甚至是被意识形态化了。鲁迅先生后来检讨自己的思想，认为是轻信了进化论的缘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曾调侃似地说，我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轻信了新即好这样的逻辑。这倒不是说有了火车和飞机，我们还要学李白杜甫，非牵着头毛驴行走于世；也不必旧房子还有其审美价值，就一定拒绝搬进新房子；而以为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好就反对导弹和飞机，那简直就是昏聩了。新的东西总有其可爱之处，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恋旧而拒绝人类的文明新成果。 不过，世间万物能被新旧所区分，一定和现代的时间观念联系着。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俗时间是被创的，是由前后承续的瞬间构成的，所以，直线成为描述时间连续性的最佳图像。在这里，时间第一次并将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被称为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后所发展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西方获得了世界化的权力，它的时间观也进而影响到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分界一直也是不固定的。但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