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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说，经过这场灾难，我们的党和人民，都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敢保证转述的准确性，但我相信，这会是总理的由衷之言。 至少，对我们的民族，我找回了信心。 当然，我们学到的，只会更多。我们对人、对生命，将更加珍惜；对歌舞升平中潜藏的傲慢将保持一份警惕；对开放的世界，将更加耐心地倾听；对科学与知识，将更加敬畏与尊重……包括近些日子颇为流行的名词——“知情权”，难道不也是这次灾难带给我们的直接成果吗。 且不说谁也没有权利剥夺人民的知情权，面对这样的人民，“知情”将意味着全民族精神的奋起，意味着全民族人心的凝聚，意味着全民族的共济艰危的开始。保证人民的“知情权”，意味着对民族精神的信心，对人民力量的尊重。 灾难固然是灾难，灾难却可以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也可以使我们反省自己。至少，当我们再一次遇到类似灾难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我们将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民知道！
洗劫生命革命也得请客吃饭
洪晃，1961年生于北京，1973年去美国，在纽约LITTLE RED SCHOOL HOUSE上中学和高中，1984年VASSAR COLLEGE学士毕业，曾就职于甘维珍、德国金属公司及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998至今为TIMEOUT《乐》及SEVENTEEN《青春一族》的出版人。著有《我的非正常生活》。 先人曾经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道理和最近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畅销书要说的大道理是一样的，这本书叫《执行》，基本意思是好多CEO有好多不错的战略，但是没有执行，所以流产了。总而言之，光吃吃喝喝，谈概念是成不了大事的。 但是革命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需要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人来策划。这时，美酒和美食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精神”是几个有梦想的人在一个餐桌上勾画出来的抗击非典的计划，而我的贡献是美酒和美食。那天晚上的饮食内容点评如下： 餐前饮料和小吃： COOK’S 汽酒，其实是一种香槟，澳大利亚产的，但是因为不是法国香槟地区生产，所以只能叫汽酒。大概吃饭前16个人喝了三瓶，开饭的时候都比较进入状态了。香槟酒非常容易让人兴奋，启发想象力，对前途有非常乐观的幻想。 特别是当人已经在家里憋了一个月之后聚会，兴奋点有点像开香槟酒，能冒出来。 法国风干肠：王波明疯了似的喜欢这种肠，的确非常香。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卖的，只好求人从法国带，那天吃了两根，我答应把最后一根给波明，但是忘了。两天以后我们接着开策划会的时候，他居然念念不忘地跟我要香肠。当我把最后一根贡献给他之后，他只是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怎么比那天的小了？”洋东西把话题在到饭桌前就转到外国媒体对中国一些非常片面的报道，似乎一些少数人的饮食习惯已经成了国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统一定论，一场非典我们从熊猫饲养员变成了吃熊猫的野蛮人。 主菜精选： 最好吃的是两道我妈妈送过来的菜：八宝鸭和红烧大虾，都是我们家的看家菜。鸭子一定要先过油，然后再把八宝放在里面。八宝里面一定要有莲子，核桃，红枣，我喜欢好多好多红枣。另外一道好吃的菜是红烧大虾，虾是朋友从青岛带来送给我妈的，她吃不了这么多，我们都沾光了。那天的红酒里面有一瓶1995年的ST。 MILLION grand cru； 配鸭子好得不得了。酒足饭饱，大家开始想办法，能做点什么？如何提高我们的士气？如何让国外媒体看到我们的正面？如何让启动中国商界和民间的力量一起做点事？如何真的让老百姓都能够参与进来？ 甜点： 等到甜点（草梅派和巧克力蛋糕）上来的时候，大家已经七嘴八舌，甚至有点语无伦次了。说实话，那时候我已经高了，说得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聚会在笑声中结束。 过了一天，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电子邮件表示我们的感触和言论不能只是口头的，要有行动。于是又聚在一起讨论执行，这回的菜单是：速冻饺子 ＋ 茶。 方案和倡议书是半夜两点半做完的，分工也都就绪。 由此可见，“革命不能没有请客吃饭”，但是“革命也不能光是请客吃饭。”这也应该算是中国精神吧。
洗劫生命守住精神
生于北京。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8年开始先后居住伦敦与纽约。职业从事作曲、人声表演艺术、唱片制作及小说创作。著有《你别无选择》、《女贞汤》等。 我这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人，曾跟着这个城市经历了种种的风风雨雨，那几十年的经历培养出来我的北京性格，并无法逃避对这个城市的偏爱。什么是北京人？不在于你是否出生于此，而在于你是否可以与这个城市分担灾难。 出国去15年，在那十五年里我只能从朋友们的信息中得知北京的悲欢，心里遗憾竟成了北京的局外人。这次非典大灾，我守在故乡，又重新经历和体验到北京人面对灾难的黑色幽默、哥们儿义气，亲情至上等等，还有那些久违了的小道消息。似乎回到了文革时代，家被抄了还有精力和朋友们一起向往与普希金约会。从我出生的年代直到今天，北京人还是没有学会无为和顺受。 因此当朋友们把我卷进“中国精神”活动，我很为他们的热情感动。我的继子在非典最盛的时候曾对我说，只要相信自己，就不会被传染。我想他是对的，这就是保持正义不灭，邪气无法侵入。现在受害的不只是北京，还有香港等地，我们要是再这么无望的恐慌下去，丢了精神，过几个月之后走出门去，中国人有病没病都得接受当“疑似”的形象——比当年的东亚病夫形象更不招人待见。 朋友们问我，如果用音乐来体现“中国精神”，以什么之最？我马上想到了中国鼓。人类社会最早与天地神明交流的就是鼓。它的震撼力和富有地方色彩的节奏最能表现不同种族的力量。当人类有灾难和战争降临的时候，鼓声不仅反映了力量，还是向神灵鬼怪天地及同类发出的信号——请求神灵帮助、击退邪魔侵犯，借助天地正气、引起同类反响…… 但是谁将是鼓手？我马上想到了打击乐家李真贵先生。李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老系主任，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遍天下，很多都是中国民族音乐的精英。我向他求援，他不仅马上答应义演并答应帮我搜集鼓手。但是在非典时期，音院的学生们都放假去了，很多文艺团体的人也不在了。李老师找遍了北京城，只找来分布在北京几个音乐团体的11位打击乐家。至于中国鼓，又很多有大鼓的单位现在都实行对外戒严，根本不与外界有任何交流，有鼓也不会外借。只好由打击乐家们在他们自己的音乐团体中去凑，居然也凑出100只鼓来。 除了这12位杰出的中国打击乐家们，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业余打击乐手，他们从哪儿来？我先报名，希望别的朋友们都报名。长城上面有风，吹走邪气，只怕到时不是人不够，而是鼓不够。 24号长城上见。 刘索拉 5/18/2003
洗劫生命一个乐观主义者的挑战
许知远，男，1976年生人。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现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出版随笔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等。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WTO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 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com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FDI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WTO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性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在2月份的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份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的总裁决定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在我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