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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总还是有值得记忆和感激的事情，不管它本来多么正当，比如，终于有机会通过竞技场里的一次集体角斗改变个人命运。这里我指的是：上大学。1977年10月，经过11年的停顿，人们又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了。 事实上，我是在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之后才踏进大学校门的。恢复高考那年，我正在塞外延庆县一个叫八里店的村子里插队。每天早晨天刚一亮，我们就要拖着疲惫之极的身体下地，经过一整天的劳作，在太阳落山之后，再拖着更加疲惫的身体爬上土炕，年轻而阴郁的头脑里怀着终有一天要逃离苦境的梦想，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那种绝望的生活里，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了。那是一种真实无比的激动。在那之前，生活里有过许多虚假的激动，比如一两个人的逝世，比如清明节发生的广场事件，比如几个人的倒台和另外一些人的上台，但那毕竟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激动一阵之后，又继续回到一成不变的生活轨道里。然而这一次，我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和其他几个知青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回北京复习考试。公社给各村的知青发了一个通知，告诉我们可以回城复习高考，但复习期不能超过15天。我们不打算遵守这一规定，因为我们当时很清楚，要想摆脱一生在农村艰辛劳作的苦境，这可能是我们的最后机会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我们逃离的决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安排在1977年12月，我们在10月底回到北京。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初冬，离考试还有两天时，我回到八里店。为了庆祝，我们偷了生产队里一只母鸡和菜园里的两棵白菜，做了一锅鸡汤白菜。那是我记忆所及味道最鲜美的鸡汤和白菜，以后多次试图做出同样美味的鸡汤，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考试在延庆县城的一个中学里举行。12月，延庆到处是冰天雪地，教室里没有火，我的手几次冻僵了，只能搓一搓取暖。考完试，回到村里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结果。大约在12月底，公社通知我去县城医院参加体检，也就是说，我的成绩超过了北京地区的录取分数线。我欣喜若狂。按规定，凡是参加体检的人就可以填报志愿了，但在那个时代，考试结果并不对考生公布，于是我只能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选择。我的三个志愿全部选择了外地的大学，因为那时我已经彻底厌倦了北京，自从出生就在这个城市生活，对她的阴郁、灰暗、高压政治环境、警察和街道委员会的骚扰已经忍无可忍，一心想换个环境。谁知道这成了我上大学之路上一个极端错误的决定。 体检之后不久村里就到了农闲时节，我于是把年底分红的九十多块钱（整整一年辛苦劳作的收入）揣在兜里，回到北京等待录取通知书。从1978年1月初到2月底也许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整天都在等待，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一次接近了命运改变的边缘。为了更好地打发时光，我把所有分红的钱都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花掉了。然而，当别人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却没有。 我的失落情绪在逐渐加重，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绝望、更焦虑，同时也更期望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没有发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就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延庆县招生办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结果是我没有被录取。我当时猜想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够好，可能刚刚过了北京文科280分的录取分数线，虽然能参加体检，但达不到各学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摆布，最初体检时的喜悦已荡然无存。我记得在告诉哥哥这个消息时难过地哭了，因为哥哥在我考大学这件事上是给我鼓励最多的人，我能感觉到他深深的惋惜之情。 3月初，我返回村里时路过延庆县城，为了确证自己的猜测，我去县招生办查了我的考试分数：320分，超出录取线整整40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分数高出录取线这么多，居然没有一间大学录取我。招生办的人问我报的什么志愿，我说都是外地的大学。他们告诉我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1977年外地大学在北京招生的名额极少，且多为理科。在接下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对未来几乎绝望，根本打不起精神下地劳动，从一个“先进知青”变成了整天旷工的人。 接着知青可以回城了。4月，我被北京的一家建筑公司招回城里，工作内容是为混凝土预制板做木头模子。这家公司的上班地点在卢沟桥，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回到家里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一天我没有上班，在家里昏睡，到下午2点才醒来，然后我继续躺在床上，慢慢思索眼下的处境。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继续考大学，如果考不上明年再考，直到考上或者超龄不让考了为止。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只是简单地认为，我不能一辈子干体力劳动。无论如何不能。那样简直生不如死。我在读《安娜·卡列尼娜》时曾对列文（也就是老托尔斯泰的化身）在乡间劳作时产生的喜悦的描写印象深刻，但它却改变不了我当时的认识，因为列文的劳作是出于选择，而我的劳作却是被迫。 1978年秋天我走进大学，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兴奋和期望。一年之内我参加了两次集体角斗，虽然改变了体力劳动的命运，但读的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于是我对待大学教育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了。毕业后我在大学里教过书、做过杂志编辑，后来又去美国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总之，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地走过来。直到有一天，老妈在我抱怨中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糟糕时说，要不是拜上大学之福，我今天的生活还不定什么倒霉样子呢。我想了想心里竟吓了一跳，如果上不了大学，我今天没准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也未可知呢。 至少有一点我知道，人真的很脆弱，随波逐流是人的天性。一个人如果被生活打垮了，不管他曾经心有多高，锐气也会消失殆尽，最后变成一个可悲的人。 所以，人应该有机会，人也应该感谢机会。 石涛
那一年我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徐磊，业余撰稿人和职业音乐人，某著名唱片公司制作部经理，文字散见于《三联生活周刊》、《时尚》、《文汇周刊》等等文化、时尚类刊物，独立制作的唱片《拉链门事件》已上市。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他说，下辈子什么人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穷人。我曾以此为座右铭。念叨了几年，似乎有点尴尬，为了聊以自慰，在没钱的时候我会搞搞理想，后来一直没钱，我就一直搞搞理想，最后，我就被生生地逼成了艺术家。 其实我不是生来如此的，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七岁那年，我曾经挣了一大笔钱（未遂），所以照理说我应该是个商业天才。小学一年级，我爸为了鼓励我，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就是每拿一个百分就给五分钱。学期末，我拿了作业本和试卷结算，数着数着，我爸就绷不住了，开始流汗、笑容勉强，半中道就逃掉了。转天，我去找他要钱，他突然翻脸，说，前两天给你买的那身衣服花了多少多少，还买吃的、买玩具、买书，你天天吃喝拉撒，你算算花了我多少钱。我很羞愧，我本不知道我一直欠我爸很多钱。但凡那时候理论水平高一点，我只要用四个字就能点了他的死穴：以德治国，你的行为符合以德治国吗？！ 我上大学是在1990年，当时正是全民经商刚起步，我报的志愿全部是外贸、经济、管理类的，最后我如愿以偿地进了一所大学学管理，我系的风气大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挣钱高。刚入学没两天，我就给系主席一个下马威，一天傍晚，刚上任的系主席来我们宿舍，慰问了几句，然后问我们有谁想晚上去看录像，大家都不出声，我正好晚上闲得慌，有学生会组织看录像何乐不为呢，就说，我去我去。主席把票给了我，我不客气地收了。过了一会儿，主席一直站在原地，脸色有点不好看，憋了半天，说了一句：同学，你有零钱吗？我说，你要换零钱吗，我没有啊。这时候旁边的哥儿们冲我使眼色，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主席是来卖录像票的。那是我有史以来碰见最尴尬的事儿，我怀疑因此断送了我在学生会的前途。 但是，我很快就在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会了游泳，一年级我卖过舞会的票，李志伟吉他音乐会我们宿舍是大学区票务总代理。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混迹娱乐圈，有次同学聚会，互相介绍自己的工作，我说公司最挣钱的业务就是带歌手参加商业演出。有个哥儿们立刻反应过来，说，哦，商业演出啊，不就是咱们在一年级搞的那个吗，没想到你这业务一直没扔下。真是没有天理。 二年级，我们的业务做成了跨省的规模，从河北白沟囤了一批书包卖给新生，三年级，我们不再从事直接的体力劳动，转做比较高级的家教代理。基本上体现了将管理学课程学以致用的精神。邓公南巡以后，商品经济热潮突然暴涨，当时的顺口溜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作为掌握先进的经济理论的专业人士，我很鄙夷当时还在包场电影、搞旅游、开舞会的同学，档次上不去，挣了钱都丢人。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我已经从务实走向了务虚，从现货走向了期货。 不知道从哪里起的头，我们系突然开始倒腾钢材和夏利，一出去都牛B烘烘的，“兄弟，要钢材要夏利找我，给你抽成。” “上个月，好几车皮钢材砸手里了，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八折。” “要夏利、大发，我有路子，我跟他们老总秘书的外甥铁磁，哦，什么，你就是那个外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