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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院面向十三陵水库，左枕蟒山，右临果园。我也可以套用海子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湖，春暖花开。然而，海子没有找到幸福，他死了。我的小院也荒了。
当代诗人是怎么干活的？他们依然追随着前辈，继续挖掘前人挖掘过土地，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从水泥缝中抠出点新东西呢？
在小院度过的夏夜，我确实听到了蛙鸣一片。同时，我也需要不停地拍打蚊子。最麻烦的是：小院实在太远，我每周要上三天班，奔波不起。于是，小院就荒芜了。
刚买下小院的时候，我转了许多地方，买了一张条幅：“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现在，田园已经荒芜。浸透了我们文化传统的东西荒在那里，有家归不得。归去就要失去安身立命的位置，就要失去自己的饭碗，就要中断与当代生活的血脉联系。但是，挤在缺乏文化传统滋润的高楼里，吃饱了肚子，灵魂仍感到饥渴。我的生活家园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我的文化家园失去了自己的生活之树。
怎么办呢？努力长出一棵新树呢，还是努力滋生一条新根呢？想象起来，两者都不好办。新根可不是想滋就滋得出来的，即使滋得出来，而且能在水泥的缝隙间深扎下去，那也难免用去三五百年的时光。我们正在模仿的文明类型如此贪婪地消耗过去，吞噬未来，还能维持三五百年吗？我们这几代人，莫非注定了无根的命？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自由地掐蛋我比孙悟空头疼
贾樟柯，电影导演，曾执导《站台》、《小武》、《任逍遥》等影片。
上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个结拜兄弟要当兵走。我去送他，他坐在大轿车里一言不发。我想安慰他，便说，这下好了，你自由了。说完此话，他还是一脸苦相，便有些烦他。在我的概念里，只要不上学，不做功课，不被老师烦，便是最大的幸福。而能离家远走，不被父母管教，那更是天大的喜事。我由衷地羡慕他，所以不太理解我那兄弟为何总是沉默不语，并且低着头不拿眼睛看我们。车快开的时候，我实在不想再看他那一脸哭相，便说，你是不是怕我们看你远走高飞，心里不平衡，假装不高兴来安慰我们？
我那兄弟抬起头来，缓缓地说：自由个球，老子是去服兵役！
我随口答到：看你的哭相，倒像是去服劳役。
我那兄弟不紧不慢地答道：球，兵役，劳役，还不都是个役！
我一下无话可说，他的话让我非常吃惊。我这兄弟平时连评书都不爱听，就关心自己养的那几只兔子，这一要去当兵，话从嘴里出来也像换了个人。他的话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我的世界。这时候，我还是个少年，刚刚过了变声期，从来不懂得思辨，对生活中的一切深信不疑。但我的兄弟突然具有了这样的能力，他的一句话，让我吃惊，更让我在瞬间超越了我的年龄，我到今天感谢他都如感谢圣人，他在无意间启迪了我的思维，让我终生受用，虽然直到今天他对此仍一无所知。
我想应该是巨大的生活变化，让一个从来不善于思考的养兔少年去思考自由的真相。他对当兵问题的看法超越了他形而下的处境，超越了社会层面的价值判定，超越了1984年文化层面的宽容程度，而直指问题的本质。他说出来，如此抽象又如此人道，如此让我触目惊心又如此让我心旷神怡。
我兄弟的思考启迪了我的思考，送他离去，回家的路上想，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自由，逃出家庭还有学校，逃出学校或许还有别的什么，法则之外还有法则。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西游记》所要表达的意思，孙悟空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看起来纵横时空，自由自在，但到头来还不是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这相当让孙悟空头疼，紧箍咒就是无法挣脱法则的物化表现。吴承恩在我眼里成了悲情的明朝人，《西游记》是一个暗示。整个小说没有反抗，只有挣扎；没有自由，只有法则。我觉得《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里靠我最近的一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
自由问题是让人类长久悲观的原因之一，悲观是产生艺术的气氛。悲观让我们务实、善良；悲观让我们充满了创造性。而讲述不自由的感觉一定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因为不自由不是一时一世的感受，决不特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自由是人的原感受，就像生，老，病，死一样。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对自由问题的知觉，逃不出法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有限的自由？或者说我们如何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在我看来悲观会给我们一种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接近自由的方法。
1990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不想再读书，想去上班自己去挣钱。我想自己要是在经济上独立了，不依靠家庭便会有些自由。我父亲非常反对，他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上成大学便让我去圆他的梦。这大概是家庭给我的不自由，我并不想出人头地，打打麻将，会会朋友，看看电视有什么不好？我不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比另一个的就高贵，我父亲说我意识不好，有消极情绪。问题是为什么我不能有消极情绪呢？我觉得杜尚和竹林七贤都很消极，杜尚能长年下棋，我为何不能打麻将？我又不妨碍别人。多少年后我拍出第一个电影《小武》也被有关人员认为作品消极，这让我一下想起我的父亲，两者之间一样是家长思维，不同的是我父亲真的爱我。
后来，我去了太原市，在山西大学办的一个美术考前班里学习。这是我和我爸相互妥协的结果。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避开了我的弱项。我则可以离家去太原市享受我的自由。
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在太原上了班，开始挣钱，经济上独立了。我很羡慕他，有一天我去找他，没想到他们整个科室的人下班后都没有走，陪着科长打扑克，科长不走谁也不走。好不容易散伙，我同学说天天陪科长打扑克都快烦死了。我突然觉得权力的可怕，我说他们打他们的，你就说有事离开不就完了吗？他说不能这样，要是老不陪科长玩，科长就会觉得我不是他的人了，那我怎么混？我知道他已经在一种游戏中，他有他的道理，但我从此对上班失去了兴趣。
在一种生活中全然不知自由的失去可谓不智，知道自由的失去而不挽留可谓无勇。这个世界的人智慧应该不缺，少的是勇敢。因为是否能够选择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背叛一种生活，事关自由。是否能够开始，事关自由；是否能够结束，事关自由。自由要我们下决心，不患得患失，不怕疼痛。
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口里念念有词，希望哪一句能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个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事有些旧了，但对我来讲却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
自由地掐蛋自由地掐蛋
田戈兵，出生于西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自由职业者，戏剧导演。戏剧作品有《北京蓝》（1997年）、《杀手和高雅艺术》（1998年）、《婚姻合作》（2000年）、《妈咪报告》（2000年）等。
在1989年初的北京，有一群当时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排了一个戏，在这个戏的演出节目单里有一封 “致观众的信”。这封信既煽情又庄重，是文革后期成长的、穿过末代蓝制服的那代人才有的味道和表情。那时候，一堆人聚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彻骨寒冷的排练场里，围着几床烂棉絮，仅仅靠一遍遍的读那封信里的句子就解决了取暖的问题。我曾参与了这个戏剧的排练和这封信的起草。因此，这封信里有些话现在我还会想起来，其中有句话是：戏剧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大约十四年前的一拨年轻人对于未来生活选择的匆忙表态。而在随后到来的整个九十年代的生活提示出，事情哪有这么简单。
现在提起这事是因为编辑给出的这个题目，让我想起在那个年代大家获取“自由”的一种方式。以上提到的这个戏剧的参与者是一些学生和自由身份者（其实就是分配了工作又不满意正在踩空挡的阶段），演出的戏剧也不在正式的国家剧院的计划和管理范围，这样的戏剧不允许公开演出（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参加的这个戏最终还是像一个国家剧团的戏一样公演了。之所以能够公演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朋友他妈，通过他妈的关系获得了一个政府文化机构的演出许可证，这个机构作为演出主办单位被显著地印在海报上，演出合法地实现了，但彼此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当时的独立表演和美术展览得以实施的一种普遍的模式，通过“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掩护来实现的某种程度的自由表达。
这是在一种不自由的体制下谋求自由的策略，就像一只海豚通过不断地跃出水面的短促飞行，来实现能够在水底深处和其它异性交配的另外的欲望，用一个表面上的行为来帮助私下里的另一个行为，这是在我们的生存背景下必须反复学习的聪明游戏。后来，我的大学分配也延续了这种“朋友他妈——主办单位”的模式，先找到一个正式单位通过假接收的办法，再落下北京户口。差不多那时候选择自由身份的人，几乎都经历过类似这样移形换影般的过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