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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一说女人的坏话。因为等到男人来说这些坏话的时候，我又不免把自己当成所有的女人，不自觉就站在“女性”的立场。 我跟一个朋友说：你要是个女的，早出名了。现在你只好穷着。这哥儿们写了一本小说，书稿辗转于七、八家出版社，编辑皆看得津津有味，然后报批，然后回复：格调低下，不易出版。所谓格调，不过是男女之事。男女之事不过是感情与性。我那个朋友不过是没写感情只写性。 某些领域确有男女不平等之嫌——但凡是个女人写的书（正在发育或发育之后不限），格调简直越低越好。即使出版社不许，自有书商找上门。说起书商，我那朋友碰巧也识得几个，人家虽感兴趣，可并不十分热心：不好卖呀。女人又占了便宜，只要把商业头脑和身体解放意识结合起来。 女人的书越出越多，嘲笑“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男人越来越多——有时是玩笑，有时是痛心，有时是蔑视，有时是嫉恨。部分男性心理之猥琐龌龊，自不必说，可女人自己也得明白：如今当女人易，当女作家更易，当一个有争议的女作家简直就太易了。因为所谓的争议，从来就跟作品的先锋性和独创性无关，从来就只看是否牵扯到“身体解放”。而所谓的“解放”，听着怪艰难，其实跟名利攀上亲，比什么都容易。 这当然不是女人的错。这根本就不是错。不管何种意义上的解放，都比不解放好，但解放之后又该干些什么？ 最近有人要做一套探索者丛书，旨在倡导行业先锋，行业大小无所谓，失败成功无所谓，关键是强调探索和开创精神。策划人在电话里报了一行名字，我一听，自然而然就问：怎么没女的呀？电话那头认为有理，就拉着电话这端的我一起想人。遗憾的是，除了好不容易想起一位女导演，其他的自然科学、人文、传媒、IT、政治领域等，实在是找不出来。 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错，女强人是越来越多，遍布各行各业，英姿飒爽的；女人也越来越容易出名，演员、歌手、主持人、美女记者、美女艺术家。可这不过是证明，第一，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第二，女人干的便利的事，更多与娱乐业、色相、窥阴癖和追星族有关。 对于广大的女白领阶层，能有个好工作已经是出息，能担当经理或副总更值得表彰加匾。偶尔出了个杨澜式的精英人物，物以稀而贵，所有媒体皆夸奖了一遍又一遍。 众多女名人头上的光环，更多因为她们处于被观赏、被窥视的地位。然而推动一个行业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先锋精神，在我们已知的名女人中却少而又少。 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这不仅是废话，而且是过时的女权主义宣言。能干算得了什么呢，如果干得不比别人出色，如果没有创造性和冒险开拓精神，女人仍然是打工者、螺丝钉、因生为女人而出名的艺术家。反正谁创造先进思潮，谁就是英雄。我不是说人人都该争当英雄，我只是奇怪社会对女强人的定义仍停留在初级阶段，更妄言什么“她世纪”的到来。 也不是说非要出女科学家、女政治家、女福布斯才算给女人争了气。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差异的观点言之有理，男女生理构造不一样，思维相异，擅长本不同。女人的逻辑思维是否比男人差，这是科学家的研究课题，造物者的任性也不值得生气。而女人的强项——譬如在艺术领域我见识过不少有才华有性格的女子，许多女人凭借天生的敏感灵性比男人更迅速地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少走了文化的弯路——但恰恰在艺术领域，女性身份又很容易占便宜。而一个人占了多大便宜，就得吃多大亏，反正老祖宗是这么说，当然也不一定对。 上上世纪易卜生的娜拉为自由出走，上世纪鲁迅的“娜拉出走以后”呼吁女性经济独立。每个女人都可以是娜拉，在她所处的时代做出超前的判断和选择。当代的娜拉不用太费劲儿就解放了自己，然后呢？ 总该生出一点新鲜的东西。 尹丽川
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猪性生活的民主化进程
张念，199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硕士。曾发表小说、评论、随笔若干，著有小说评论集《心理气候》、随笔集《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有作品被录入《2001中国最佳随笔选》（王蒙主编），《2002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王蒙主编），现就职于广州某杂志社。 有四个生活在纽约的女人，她们组成了女权主义者向往的“SISTERHOOD”（姐妹之邦）。注意，不是同性恋，而是一个奇特的小团体。其实，也不怎么奇特，有点像大学时代的宿舍生活。在女生宿舍，如果一个人有了男朋友，就等于是所有的人都有了男朋友，不是共享一个男人，这是共产社会的理想，男人以为他在三妻四妾，反过来看，他成了一堆女人的共享资源。回到女生宿舍，两个人的事情变成了所有人的事情，就是说，其他的人也在分享他们的恋爱经验，于是宿舍变成了整个事件的策源地和研发中心，或者智囊，或者总指挥部。不同的是，前面说的这个小团体，把研发主题锁定在性爱，四个女人常常凑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心得体会，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接再厉，将性爱进行到底。这是一部美国系列剧，名叫《欲望城市》，正在热播。 从女生宿舍到纽约“四人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女生宿舍是青春游戏的一种形式，作为成人生活的初级阶段，心智发育的不健全，被诗化为楚楚动人的纯情篇，正如韩国剧，接吻是最惊心动魄的了。当然，游戏并没有终结，进入完全的成人阶段。首先，是个人生活的独立——一份稳定可人的薪水，一个纯粹的私人住所，然后，是不同的男人。有人指责片子里的女人们太放荡，除了做爱以及对性的研讨之外，没有别的。这是不成立的，应该说，这四个女人集中了也许四万，四十万，四百万……都市女性的生活经验，性本身作为都市主义的一个观察视角，提出了现代生活中有关性别差异、伦理学以及生命质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么有人会质疑，纽约能代表全世界吗？纽约女人能代表中国女人吗？或者中国都市女性吗？其实，在没有看到这部系列剧之前，关于性，关于男人女人，关于婚姻，一直是都市生活的显话题。去年，北京的一份杂志做的封面选题是“第三次性革命”，如此惊悚的语气，表明性活动也在争取一定的话语权，它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该封锁在一个讳言莫深的隔离地带，或者传统文化所划定的技术层面。除了《素女经》等古书，还应有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视野，来关注我们的性活动。 发生在西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被当时的精神领袖赫伯特·马尔库塞称为孩子们的“十字军远征”。“要做爱，不要战争”，这样的口号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政治诉求。当时的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在贡献什么。而作为引渡词汇的“性革命”，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假命题。这是一个买椟还珠的词汇。所谓革命，首先在规模上，不仅行为包括意识，在我们这里，都没有发生狂飙突进式的变化。只是出现了革命前夕的种种征兆，比如性苦闷和焦虑。在“个人意识尚未形成”（社会学家李银河语）的社会里，或者独立人格还仅仅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受西方生活方式所诱导的性行为，是一种学龄前的模仿。模仿还只处于实验阶段，这种实验在我们这里，被小题大做，就是常常挂在嘴边的“先锋”和“前卫”。 一部号称“前卫”的小说《上海宝贝》，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宝贝，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这本书就是一部聪明的模仿之作，香港专栏作家蔡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部小说里写的生活是西方青年三十年前所经历的，他深信，作者如果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会有更多的原创性，而不仅仅是模仿别人过时的东西。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却是，尽管骂声不断，这部小说创造了发行量的奇迹，甚至成了很多都市女性的“枕边书”。 关键是欲望，表达欲望的强度与彻底性，一种从女人这里滋生的心理能量。一部纪录片《女人那话儿》，正在受到女性观众的追捧。这部片子和《欲望城市》有异曲同工之妙。各个阶层的女人，被拉到镜头面前，坦言自己的性经历和感受。这正是一种具备勇气和胆识的性启蒙，只有弄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的时候，才有可能去选择，哲学家康德说，启蒙就是让人具备选择的能力。性解放也就成了个人解放的一部分。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把性行为的自主和开放，纳入政治学领域，说，一个将性生活进行有效自治的人，在政治上必然是正确的。通俗一点讲，就是你懂得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性伙伴，就必然是一个明智成熟的好公民，这样，你必然清楚什么样的人适合当你的市长。 这样看来，性解放不是一个邪恶和肮脏的词汇。性解放也不是像很多人，很多单向度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所有的人可以和所有的人“乱搞”。尽管道德保守主义者看来，“婚外恋”、“一夜情”就是乱搞，注意，这两个词仅仅是描述性的，并且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带有很强的差异性，对其进行判断和归纳，始终是徒劳的。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经历了性动荡之后的都市人，正在寻求家庭的回归，正如学术界的草率命名，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对于连前现代都没有完成的社会，何谈后现代。 依然是一种致命的模仿，家庭生活的温情细节，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