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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的中坚分子。CC为了加强反共和对敌对派系的活动，特派其高级干部张厉生常住
北平，指挥一切。闻刘健群任处长时期，彼此常有权利的冲突，互向蒋介石上情报、
“说坏话，蒋置之不理。我继任政训处处长时，以CC与复兴社同属蒋反共的主要工
具，在反共的共同道路中，不应有什么权利冲突，为共产党造机会。我之作此主张，
不单是为了反共，而是我与CC的关系与其他复兴社分子不同。CC头子陈果夫于1929
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我同张厉生等任组织部秘书，彼此相处甚好。在黄
埔学生中，我之得以首先充当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完全由于陈果夫、
陈立夫和张厉生等的支持。后来，我被任国民党四川特派员，亦是由陈果夫提请指
派的。因此我不仅与CC无权利的冲突，相反地它还是我争权夺利的支持者，这就决
定我在北平时期要与CC和睦相处的原因。除关照复兴社人员要与CC团结一致反对共
产党外，我常与张厉生接触，谈在反共道路中，如不能做到协同一致，也要做到互
不相妨。此外还随时出席市党部纪念周，讲如何团结一致，在唯一的领袖领导之下，
以与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作坚决的斗争，从而反抗日本，以救亡图存云云。我去南阳
访问庞炳勋时，特邀詹朝阳同行，以表示我对CC的中坚分子，如同复兴社人员一样。
这样，我在政训处处长任内，与CC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此外所谓其他方面，如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郭、北平市长袁良、
警察局长余晋和、宪兵司令邵文凯（张学良部下）等，则不是复兴社所能随意左右
的。而且余晋和对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权力太大，把警察职责内的事都一手包揽，颇
有怨言。邵文凯本有指挥宪兵团之权，但宪兵团竟为所欲为，几不知有宪兵司令其
人；这使邵文凯牢骚满腹，常怨恨地说：“让蒋孝先来当司令好了。”同时，戴笠
特派廖华平（中共叛徒）任宪兵司令部秘书，从事特务活动，更使邵文凯感到不安。
我为了避免这些人对复兴社的活动有所妨碍，特分别应付和运用如下：（一）对黄
郭：由于蒋介石的关照，特对他表示尊重，常向他请教。他亦把我当成学生一样，
要我对日本人，只宜用柔术，不宜施硬拳，所谓柔能胜刚；不可逞一时的意气，以
闯出无穷的大祸，无可挽救云云。
（二）对袁良：袁良是一个对中共有严重血腥罪行的人。他于1929年间任上海
市警察局局长时，曾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一处，逮捕中共人士彭湃等20余人。除有一
个黄埔第一期同学，蒋介石特派我向袁良交涉释放，企图借此怀柔其他黄埔的共产
党同学外，彭湃以下人士，曾被用尽了非刑拷打，然后一律转送上海警备司令熊式
辉执行枪决。袁良又是一个维护封建礼教的人物，当北平市长时，以评剧艺人白玉
霜所演的戏剧有伤风化，把她赶出北平。由于这些关系，我特对袁表示好感，认为，
他在上海对中共组织的破获，有力地打击了共产党，为国民党立下了大功。又认为
他赶走白玉霜以维风化，不愧为正人君子，堪为当市长的人的榜样。随即要求他与
我们通力合作，并请他关照其警察局局长余晋和，与宪兵团采取一致的行动，以维
持北平的治安。从此他与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三）对余晋和：除请袁良关照他外，特劝宪兵团团长蒋孝先，不仅对他要有
和蔼的态度，而且要分工合作，彼此无妨。因为反共行为，不是宪兵团所能单独作
得了的。同时我亦向余表示好感，请他有事可同我们商量，以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使彼此的工作受到影响。他颇表同意，因而彼此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四）对邵文凯：特劝蒋孝先要以长官的礼节来对待他，于必要时还得向他请
示和报告工作情形。因为他只是一个做官的人，并不想在工作中有何表现，只要官
面子保持得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廖华平是我的四川同乡，彼此有交谊，特
关照他，既然是邵文凯的秘书，就要对邵文凯所交办的事情认真负责，要这样才能
掩护自己的特务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同时我对邵文凯特别表示好感，并为蒋孝先
辩解说：“他是一个十足的军人，不会处人处事，但心地不坏，可用长官的身份来
教导他。”从此，邵文凯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牢骚了。
对日本的情报活动，是由戴笠所掌握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的。关于日本华北驻
屯军司令梅津制造种种借口，向何应钦提出无理要求，迫使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等情，我们曾多方调查除公开协定外，是否还有什么秘密条款，终无
所得。何应钦亦死不承认有何秘密条款，在梅津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时，日本的特务
浪人，在平、津一带横行霸道，极尽挑衅之能事。这是与梅津的无理要求紧相配合
的。
复兴社在华北发展组织进行宣传概况复兴社在华北的组织，除军分会政训处与
宪兵第三团为其基本组织外，所有在各大学发展的组织，由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负
责进行。其在社会各阶层所发展的组织，是利用奸商、工贼、青红帮、会道门等来
进行的。凡有社员3 至10人，即成为一小组，由组长一人掌握，以与宪兵团的行动
相配合，为宪兵团逮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通风报信。至对军队驻在区的民众的组织，
则利用保甲人员来进行，在军队中的组织活动，则由各军师政工人员暗中进行。
复兴社在平、津各大学所搞的军训，名虽灌输学生军事常识，而主要目的却在
于借军训以约束学生和考查学生的思想行为，凡是认为可供利用与共产党作斗争的
学生，即吸收为复兴社社员，并在其中物色坚决反共的学生培养成为职业反共分子，
专门从事对共产党学生组织活动的破坏和迫害；并与军警暗通消息，作军警逮捕共
产党学生的引线人。这样的学生，可以得到津贴和升学的便利。每逢夏令集中军训
时，挑选未曾受共产党影响的学生为合格。这是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复兴社组织的大
好时机，并拟定种种专题分组讨论，以考查学生的思想动态。如对讨论的题目有持
异议者，就认为是共产党派来捣乱的学生，予以严厉对待。1934年夏天，在北平黄
寺，集中高中以上学生2000余人从事军训，在讨论“如何安内攘外”的问题时，有
一学生独持反对论调，立即把他绑起来，向众宣布说：“他是共产党派来的学生。”
当时主持训练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微，就令把这个学生押送出队。其结果如何虽
未得知，可以肯定，必难幸免。
关于复兴社在华北的宣传活动：除在长城战役时期，有一度抗日宣传外，至塘
沽协定签订、华北宣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转而作一般的宣传。于必要时，散发
“拥护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信仰三民主义”等等的传单标语。对南调
到湖北、河南一带的何柱国、董英斌、刘多筌、王以哲、庞炳勋的军队，特着重于
反共的宣传。因为是属于豫、鄂、皖三省剿共的区域，把共产党说成是“苏联的工
具，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要穷人的命”云云。至于系统
地宣传法西斯思想，当时复兴社在北平曾办有《北方日报》与《老实话》等刊物。
前者除表白坚决反共和作一般的新闻报道外，其所刊行的文章，不外对蒋介石所讲
的力行哲学等反动思想进行阐述而已。后者则采取词句比较生动有趣的体裁，以吸
引一般青年学生的阅读，争取他们对蒋介石的崇拜。
此外在北平还有由管翼贤所办的小《实报》，着重社会新闻的报道；由成舍我
所办的《世界日报》，自认为是民间报纸，不属于什么党派。特由主办《北方日报
》的王辉明，主办《老实话》的张佛千同他们取得联系，互通消息和互登有关的文
章。至天津的《大公报》，曾由我亲自去天津，与其经理胡政之接洽，要他多发表
我们的有关文件，如讲演词和有关宣传的论文等等。
至于我个人则以政训处处长名义，在某一次所谓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民族
建设纲领》的讲演；还对黄部所成立的县政人员训练班，讲了一次如何当一个好县
长的讲话。其他对保定集中军训的讲话、对华北学院学生的讲话、对北平市党部的
讲话，以及访问东北和西北各军师长的讲话等等，对象虽不同，而所讲的中心只有
一个，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一套，企图通过这些讲
话，建立各方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仰，在其领导之下，为反共而牺牲奋斗。
复兴社在华北的罪行复兴社在华北的有关部门，如政训处、宪兵三团及各学校
的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等等，都对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而宪兵第三团的罪行尤为
突出，因为它是复兴社所掌握的首要特务机关。诚如阎宝航先生所写（流亡关内东
北民众的抗日复上斗争）一文中所说：“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中央宪兵
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
直言之，也就是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及一切进步人士之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
当时我对宪兵团，认为是分所当为，既满足了复兴社的要求，也表达了我个人的意
愿，只听见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对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采取镇压和迫害的行动，
尤以镇压和迫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多。我所知吉鸿昌被杀害的情形，追述如下：吉
鸿昌和任应歧等爱国军人在天津被刺，后解到北平被何应钦枪杀，起初我也是不知
是什么人干的。后来戴笠派在政训处任挂名科员的卢起勋告诉我，才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