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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尔德认为，物种进化史重演了每一个人成长的进化史。人类起步于和自然母亲之间未分化的一体感，走向独立、自觉地与她隔绝。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丧失了海洋般不可分割的原始感受，即“生本能”，而满足于与自然之间的新关系，它以远距离支配为基础，伴随着我们试图统治的尝试所带来的一切有害系统效应。的确，人类从“生本能”过渡到了“死本能”。
那么，人类何时才能和它分手？巴菲尔德提出，我们正处在向人类历史的第三大阶段过渡的时期——我们自觉地选择重新参与自然的阶段。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菲尔德的思想与欧洲知识分子、科学家和空想家们的思考结成了联盟，后者恰恰日益把世界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实体，值得尊重和关怀。
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把我们的契约观念从地缘圈转向了生物圈。地缘政治学向来以环境是一个大战场的假设为基础——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人战斗，以保障自己个人生存的资源。相反，生物圈政治（biospherepolitics）的基础观念则是：地球是由彼此依存的关系组成的生命有机体，通过扮演我们都是其中一部分的大共同体的托管者，每个人都能够生存、繁荣。
所以，巴菲尔德如何建议我们调和对个人性的冲动和对海洋般一体感的欲望呢？倘若不是“死本能”，我们将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充分地从海洋般的一体感中分离开来、建立自我观念及与之伴随的自我意识。倘若没有自我意识，我们就无法行使意志、作出个人的选择、实行我们个人的意愿。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个人性更加意识到自身有限的存在和有朽性，从而愈发焦灼。这种焦灼反过来激起了我们侵略的冲动，要统治、扼杀和侵夺身边的一切，希望藉此扩充我们的存在、抵挡自己不可避免的死亡。
解决我们困境的方法在于，把“生本能”和“死本能”融合在新的统一体里。20世纪初的诗人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写道：“……那正确理解并庆贺着死亡的，同时便赞美了生命。”＇28＇换言之，除非我们接受某天会死亡的现实，我们就不能真正开始生活。我们怎样才能和自己的死亡妥协，选择生活呢？那就是通过作出自觉决定，把“死本能”抛在身后，不再试图统治、控制或支配自然——包括人性——把它们当做抵御死亡的手段。而是相反，接受死亡，把它当做生命的一部分，选择重新参与自然。从自我走向他者，通过同情的纽带，重新连结共同组成了地球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整体。
决定重新参与、选择“生本能”，这与标志出人类婴儿生命或早期发展阶段的那类原始参与感大相径庭。那时候，参与并非出于意志，而毋宁说是命中注定。自我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够做出自觉选择。对婴儿来说，依赖度决定母子关系。对我们旧石器时代的先人来说，对自然怒火的恐惧和依赖程度一样，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条件。借助行使自由意志来自愿重新参与自然，这就使人类意识的第三阶段有别于以往的一切。通过自由选择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就保留了自己独特的身份，同时也融入了生物圈海洋般的一体感之中。
《欧洲梦》 第二部分全球角色
全球角色
身处以日益个人化为标志的后现代，个人身份破碎成无数亚身份（sub…identity）和元身份（meta…identity）；重新融合进生物圈整体或许是唯一具有足够涵盖面的解毒剂，能够保障个人不丧失他或她的一切支柱，避免解体成虚无。
某些后现代心灵的观察家越来越关注在日益高密度的世界里，个人身份丧失的问题。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College）的心理学教授肯尼思·葛尔根（KennethJ。Gergen）注意到，如今的年轻人必须在高度密集的全球化文化里探索自己的道路，各种相互竞争的要求从各个可能的方向涌入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他们试图调和所有这些刺激、适应所有可能的联系的努力中，年轻人不断创造新的亚自我（sub…self）和元自我（meta…self）——事实上就是把他们人格角色的片断分配给每种新的关系，目的仅仅是为了同周边所有的网络保持联系。他们所恐惧的就是被排斥。倘若说拥有财产、享受自主和排他性乃是美国梦的必要条件，那么，拥有进入的途径和融入群体就是新时代人们追求的目标。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丧失进入的途径，年轻人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越来越小的片断上，仅仅是为了保持所有诱惑着他们的可能联系。葛尔根警告道：
这一自我观念的片断化正与大量紊乱、断裂的关系相对应。这些关系把我们拖往无数方向，鼓励我们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以至于具有可认识性格的“真正自我”的观念从视野中退却了。完全饱和的自我变得根本就不是自我。＇29＇
葛尔根为自我的分裂而担忧，心理学家罗伯特·李福顿（RobertJ。Lifton）却对此更加心怀希望。他认为，多重人格是一种复制机制，它允许心灵进行调整，适应这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越来越高的密度。他相信，多重人格代表了意识更加成熟的状态——它允许个人生存在身边的复杂和含混当中，并试图在越来越彼此关联的全球环境里探索自己的道路＇30＇。
葛尔根和李福顿的看法都不无道理。后现代人格越来越片断化、弹性化了。问题变成了：是否有方法让后现代人格的极端个人化重新融入更加统一的全球整体呢？倘若不能如此，那么就只会加重个人疏离感和存在的恐惧感——在这个人们越来越彼此相联但同时却已越来越感到孤立的世界上，许多年轻人已经在体验着这种感觉。根据凯塞家庭基金会（KaiserFamilyFoundation）开展的一项题为“新千年的儿童与媒介”的调查，美国儿童如今平均每天花费五个半小时，每周七天，通过各种互动式电子媒介获得消遣。八岁及以上的青少年甚至把更多的空闲时间花在电视、互联网、电子游戏和其他媒介上，平均每天六小时四十五分钟。更让人担忧的是，调查发现多数儿童仅仅和电子媒介展开互动。年龄较大的儿童把多达95％的时间花在独自看电视上，而两到七岁之间的儿童独自看电视的时间超过81％＇31＇。
克服可能伴随电子媒介环境而来的个人孤独感和疏离感，就必须有某种新的一体化使命，它具有改造人的强大力量。如今极度欠缺的是一种具有概括力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数十亿人类应当越来越彼此相联。为了什么目的？更发达的商业、更高的政治参与度、更多的娱乐、获得信息的途径，抑或仅仅是好奇？上述所有理由，尽管不无道理，但似乎都不足以辩护为什么60亿人应当在全球化社会里彼此相联、相互交融。六十亿个人联合在一起，却不能提供任何整体的一体化目的，这似乎是场人类精力的巨大浪费。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真正形而上目的的全球联合会带来人类意识狭隘化的风险，而非它的拓展。
令人高兴的是，人类关联性的提高正推动着人们意识到组成复杂、多样世界的所有关系。年轻一代正开始把世界看成是有待于获得进入途径的各种关系的迷宫，而非等待着侵夺、占有的各种对象的仓库。老一辈人更多地把自己的生命看做是财富，一心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但年轻一代却更多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看做是不断变动的过程，在无数关系网络中展开。在全球彼此关联的时代，认为意识是固定、自足、自主的旧观念正在为一种新的自我观念所取代，即它是一个逐渐展开的故事，其线索和内容都完全视一个人进入某种关系时不同的性格和事件而定。葛尔根认为，“当个人完全消失为一种关联性的状态时，我们就达到了进入后现代的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葛尔根的结论是，在全球关联的时代，“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独立于他或她所身属的关系的自我。……因此，关系取代了西方历史过去几百年间占据着中心位置的个人化自我。”＇32＇西方的意识观念开始与亚洲的相类似，尽管它是通过了完全不同的旅途才抵达了如今的地步。
那么，我们将怎样运用最新发现的关系意识呢？巴菲尔德和其他思想家们认为，人类在自我发展历程中已经成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能够做出个人的选择，重新参与组成生物圈的无数关系。我们日益参与网络，我们新发现一种进行多项任务、同时在平行的轨道上操作的能力，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寻求关联性和融入性，我们乐意接受矛盾的现实和多元文化的视角，我们过程定向的行为，这一切都使我们倾向于系统思维。倘若我们能够把系统思维驯化成新的全球伦理，它承认并采取行动来阻止消极罪恶，并致力于协调构成地球生命维系力量的多种关系，我们就将能够跨越这道界限，进入人类意识的第三个新阶段。
旅途成功的关键将视重新参与的程度有多深而定。重新参与自然意味着即时性的亲密关系，不受层层技术壁垒的阻碍。当巴菲尔德谈论“重新参与”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基于深层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