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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试验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最不可能发展成为完全政治联盟的，至少达不到欧盟的那种层次。美国比它的两个贸易伙伴——加拿大和墨西哥——强大太多，因此不可能建立任何近似于相对平等的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美国的GDP差不多是加拿大和墨西哥GDP总和的8倍＇2＇。设想一个地区政治联盟可能出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变成美国第五十一、五十二个州；这一前景虽然遥远，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尽管加拿大人的情感和欧洲的联系远比和美国要亲密得多，但在这个地区化的世界里，经济需要或许能够迫使加拿大越来越多地放弃主权，成为美国的延伸。也有一种可能是加拿大逐渐加入欧盟。毕竟，虽然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也不与美国接壤，但它们同样加入了合众国。尽管墨西哥比美国穷得多——它排名为全球第十大经济强国——但也有可能被美国吸纳，因为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墨西哥移民将把美国的许多地区变成西班牙文化离散地，进一步模糊两国之间的界限＇3＇。
但是，加拿大和墨西哥被美国吸纳，创造事实上的超级国家，这将只会让美国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更加成为异数，因为其他国家正在汇聚或放弃它们的许多主权，成为跨国地区政治组织的一部分。更可能发生的是，北美三国将进一步走向自由贸易区，但是还达不到创造超级国家或跨国政治空间的地步。
在一个民族国家模式不足以适应全球商业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上，中国和印度面临着更大的阻碍。在一个交叉身份认同和忠诚正推动人们进入更加灵活的便利网络的世界上，这两个民族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有效地包容、管理10多亿人，每人都受到单一民族身份的庇护——这种观念是难以令人理解的。
更加可能追随欧盟脚步的地区是东亚共同体。35年来，这个地区都在半认真地考虑亚洲版的欧盟理念。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建立了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目标是推进地区经济及社会合作，提供通过外部干涉获得集体安全的手段。
1976年，东盟成员国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4＇，承诺各成员国“初步建立和平、自由、中立的区域”＇5＇。各方同意“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并准备建立部长级高层会议，调停成员国之间的纠纷，提议解决冲突的手段。
文莱达鲁萨兰国于1984年加入东盟；随后就是越南，1995年。老挝和缅甸于1997年加入联盟，柬埔寨是1999年，这样，10个东南亚国家都归入了东盟麾下＇6＇。
1998年，东盟10国与中、日、韩共同建立了“东亚展望小组”（EAVG）。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展望小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倘若它们得以实施，就会铺平通向亚洲版欧盟的道路。核心的提议分为六类：经济合作，金融合作，政治和安全合作，环境合作，社会和文化合作，以及制度合作。
报告作者呼吁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推动发展，提高签字国之间的技术合作；在整个地区实现知识经济；建立和加强处理威胁本地区和平问题的机制；在尊重各国政治问题的前提下，拓展政治合作；加强东亚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将地区内部及全球层面上的多边环境合作制度化；制定减轻贫困的计划；采纳为更多的人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计划；实施全面的人力资源发展计划，集中推进基本教育、技能训练和社团建设；提高地区身份认同及意识；在保存和提高东亚艺术文化的项目上合作＇7＇。
报告注意到，“过去，政治的竞争、历史的敌意、文化的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给东亚各国间的合作设下了障碍。”＇8＇另一方面，报告也观察到，“东亚各国在地理上毗邻，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历史经验、类似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9＇报告作者说，他们展望“东亚经济循序渐进地一体化，最终通向东亚经济共同体”＇10＇。
东亚经济共同体将成为世界舞台上令人生畏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东亚诸国（包括中、日、韩）总陆地面积比美国大50％。它的GDP将接近欧盟和美国的GDP。东亚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美国，但只达到欧盟的40％＇11＇。凭借它的20亿人口总数，它将代表人类的1/3。
东南亚国家组成亚洲版的欧盟，不论中、日、韩是否参加，这一可能性有多大呢？以亚洲发展银行为例，它认为这种前景非常可能，因此在2002年准备并发布了一篇报告，探讨东盟发行共同货币的成本和好处。报告结论说：“尽管对东盟采用共同货币的种种制约非常强大，但以本地区共同货币为长期目标将是值得认真考虑的；特别是因为，倘若用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地区正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前的欧洲一样适宜采纳共同货币制。”＇12＇
2003年末，东盟发现自己身处历史的紧要关头。它们已经走在了通往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路上，而各成员国如今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讨论，围绕着到2020年建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前景而展开＇13＇。完全共同市场将意味着地区内贸易的自由流动以及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性。接下来很可能发生的，就是在更大的跨国联盟内部，进行更加密切的政治合作，汇聚各国主权利益。
《欧洲梦》 第二部分出口欧盟模式（2）
没有人怀疑亚洲国家汇聚它们经济利益的商业优势。但问题依然是：在纯粹的金钱利益之外，是否还有足够强大的共同纽带，证明长远而言更加一体化的政治伙伴关系是可行的。尽管在过去2，000余年里，欧洲充满了国家之间、政府之间的冲突，欧洲人至少还分享了某些共同的哲学、神学和文化纽带，包括希腊科学、罗马法、基督教、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主义科学，还有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2003年秋，我参加了韩国首尔的一次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全亚洲的政府部长、商业领导人、学者和民间组织，主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创建类似于欧盟的亚洲联盟。赞助组织“东亚共同空间”是推进亚洲跨国统治实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我向这个协会的某些执行委员提出了“共同体”的问题。日本前外相柿泽弘治指出，道家、儒家和佛教在东亚的历史影响为统一亚洲人民提供了共同的哲学、神学和文化语境，并且由于亚洲人共享的世界观，在许多方面，他们甚至具备了比欧洲人更好的基础，能够发展包容性、多样性、可持续性、生活质量、深度游戏以及和平的欧洲梦。
理查德·尼斯贝特曾就“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想法有何不同”的问题写过一部见解深刻的著作：《思想的地理学》（TheGeographyofThought）。他对亚洲思想的描述让人相信，亚洲民族和国家或许比欧洲人更适合创造网络治理、跨国空间和全球意识。
尼斯贝特指出，西方思想更多地把世界看成孤立的客体，而东方思想更多把世界看做是存在于整体语境之内的关系。西方思想注重个人，东方思想注重集体。在东方，个人身份无法脱离与自身所从属的集体的关系。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Rosemount）写道，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就集体而言，他们为我们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独特的个人身份图案，因此，倘若‘我’的某些角色改变，其他人的角色也必然会改变，从而实实在在地把‘我’变成另一个人。”＇14＇
东方思想同样适合理解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西方思想，特别是美国思想，是迥然不同的。我们倾向于用理性的方式看待世界，付出行动来解决或克服各种矛盾，相信它们阻碍了纯粹的知识和进步。尼斯贝特注意到，东方思想采取的是这种观点，即：“若要理解和鉴赏某种事物状态，就需要经验它的反面。”＇15＇在这种秩序下，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
儒家、道家和佛教都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我们西方人称之为系统观点。“所有这三种方向，”尼斯贝特说，“都关心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16＇每个事件都与一切其他事件相联系，这种观点使得亚洲思想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联系，而非孤立的现象。
据尼斯贝特说，对关系的持续关注同样使得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美国家长注重客体，教育他们的孩子从侵占、攫取和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一种“彼我对立”的思维方式。亚洲家长用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帮助孩子们“期待与其他人进行互动——他们或许不得不和这些人一起协调自己的行为”＇17＇。
毫不奇怪的是，由于他们更强烈的整体化倾向，亚洲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的观念，而据政治学家武者小路公秀所说，东方的方式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相反，假定他要根据环境调整自身”＇18＇。在实践中，亚洲人已经和西方人一样擅长为了短期商业目的而操纵、毁灭环境。然而区别在于，西方对自然的掠夺是启蒙主义世界观的重要部分，而在东方，目前给环境带来危害的政策至少是和亚洲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格格不入的。
由于亚洲人执著于关系，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对了解“道”的兴趣胜过了发现真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知道如何同“他者”发生联系，而非知道如何获取“他者”。如果“道”听起来可疑地近似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那么它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