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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最隐秘的方面。在20世纪一十年代末，超过70万奥地利人被他们的本国政府雇用，法国有50万以上的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德国是150万人，意大利是70万人＇18＇。
《欧洲梦》 第一部分巩固权力（1）
巩固权力
早在现代之前就存在着民族和国家。民族是一群分享着特殊的生存经验的人类共同体；国家则是一个政治机构，为了开发的目的而控制或占有一块地域，并且通过操纵暴力手段来维持对它统治的服从，从而达到以上目的。现代的特殊性则在于民族和国家的合二为一。
在中世纪欧洲，确切说来有数千个小型、孤立的分享生存经验的共同体，它们都是地区性的，很少伸展到最邻近的山脉或河谷之外。这些共同体只是松散地受到更高的制度性权威的约束，包括王国、王朝和罗马的教皇权。然而，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更多是施展在民族而非地域上的。事实上，地域是模糊、流动，而非精确、固定的。甚至地方上的统治也相当任意而缺乏连续性。中世纪欧洲的政府是个人化、甚至便携式的。这就是说，皇室常常在某个地区定居并访问不同的庄园，把他们整个的政府随行人员带在身边。他们的代表将被派遣去向这个地区的村民们收取租金和捐税，从而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创造更加个人化的关系。到了14世纪，这种权宜式的安排开始缓慢让渡给一种从远距离操纵的更加理性化的统治形式＇19＇。然而，史学家戴维·郝尔德（DavidHeld）说，问题在于，中世纪“帝国受到统治，但却并没有得到治理”＇20＇。他们根本缺乏从中央集权的地区管理整个王国的手段。
15世纪中叶，加农炮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政治统治的性质。更强大的领主拥有足够的资金来负担新的军事技术，他们能够（就字面和比喻双重意义而言）摧毁地方统治者的城墙和要塞，并巩固他们对更广阔地域的所有权。1450年至1550年间，数千个王侯和公爵采邑里有许多都被削弱或彻底铲平，中央政府却变得更加强大。君主逐渐成功地解除了中世纪武士王朝的旧武装，取而代之的是单一主权国家的统治。至17世纪中叶，统治欧洲的就不再是封建地方家族，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国家了＇22＇。
经济权力被集中在君主手中，这常常受到农民阶层的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被卷入封建地方贵族之间连绵的战争。至少在某个时期，人民是乐意服从于顶头的强权统治的，只要这意味着在他们当地谋求日常生计能变得不那么多舛，而是稍可忍受。
然而，卢梭却理解到了从统治人民到治理地域之间变化的更深刻的政治意义。他在《社会契约论》（TheSocialContract）中写道：
我们可以想像，各个人相毗邻和相接壤的土地是怎样变成公共的土地的，以及主权权利从臣民自身扩大到臣民所占有的土地时，又怎样变成既是对于实物的而同时又是对于人身的权利；……这种便宜似乎古代的国君们并不曾很好地感觉到，他们只称为波斯人的王、塞种人（Sythians）的王或是马其顿人的王，好像他们只不过自认为是人民的首领而不是国土的主人。今天的国王们就聪明得多，他们自称为法兰西王、西班牙王、英格兰王，等等；这样，他们就既领有土地，同时又确实领有土地上的居民。＇23＇
通过声称对地域拥有主权，君主得以扩展他们对权力的要求，直到包括对他们权限区域内一切财产的权力，这其中也包括了人们自己的劳动力和其他尘世所有物等财产。此后，对国王的忠诚就成为保住一个人的财产乃至自由的决定性检验标准。集权式的权威如今是唯一能够保障一个人的财产、也能把它夺走的力量。
国际法中首次正式承认地域性国家拥有主权，是以1648年一项和平条约的形式；这项条约结束了路德信徒、加尔文信徒和天主教徒之间30年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PeaceofWestphalia）承认了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不可妥协的差异，并且赋予地域统治者主权性的权威，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土内决定有关宗教的事务，而限制其他国家干涉此后将被看做是各国内部事务的权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提出的核心要点尽管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有所修正，但直到二战末它们还基本维持着原貌＇24＇。
和约承认，世界由独立自主的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对其固定疆界里的内部事务握有主权。此外，每个国家都和其他国家平等，它们之上再无更高权威。最后，每个国家都被视作要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尽管它们彼此之间能够自由地建立外交关系，或者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但它们同样有权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以解决争端＇25＇。
一段时间内，新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君主国统治者和上升的资本家及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彼此一致。新的国家强权急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因此需要创收。要养活军队，要建造船舶，要制造武器，要建立管理性的官僚机构来控制本土并殖民海外新领土。因此，刺激国内经济活动就成了君主的利益所在。
《欧洲梦》 第一部分巩固权力（2）
就商人和制造商方面而言，他们渴求改革，以帮助加快向在全国性市场里进行自由贸易的过渡。他们试图消灭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法律和习俗限制，争取以君主的警察力量为后盾对商业合同进行法律强制执行，并迫切要求改善道路、航道和通讯，以加快商业速度，拓展贸易的地理范围。他们同样要求中央集权的政治权威能够将重量和长度单位标准化，创造单一的货币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便利商业活动。君主的权威同样心甘情愿地推动了这些变革，并且动用国家的全部强制力量来支持改革，因为，为了国内市场的繁荣而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也是国家的利益所在。
但是，逐渐地，新政权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政府之间打下了一根不可调和的楔子。国家一心一意要聚敛贵金属——金和银——来为他们本土的支出和国外的冒险提供资金。他们推断，增加他们拥有的货币的最佳方式就是重视对外贸易有甚于国内贸易。其策略就是大力控制国内的生产，因此他们能够保障以低价购入高质量的商品，然后在国外以高价售出，并得到贵金属的付款。
在这种安排下，他们海外的殖民地将被限制只能生产运回母国的廉价原材料，然后被迫以高昂的价格从母国购买制成品。殖民地被禁止付出任何尝试来制造自己的商品，不论是为本土需要还是对外贸易；一旦违反，严惩不贷。
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殖民地做生意。其中最强大、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了。后者夸耀它自己私有的军队，并且就某个方面而言，作为英国政府的代理人管理着大半个印度。
重视对外贸易，这对出口商来说是大为有利的，但却让本土的制造商付出了代价。虽然最初对外贸易的增长帮助拓展了制成品的本国市场，但是，像英国政府这样逐渐限制了本土能够生产的产品数量，以求保持出口价格人为地高昂，这就对制造商相当不利了＇26＇。
年轻的资产阶级宁可要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贸易，他们相信这是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盈余和提高利润的最佳方式。农民、城市贫穷劳动者和上升的中产阶级都感觉到了国内产品价格过高的蛰痛。同样令他们负担沉重的是水涨船高的捐税，这是政府为了支付军队、武器和战争的费用而征收的。
到了18世纪晚期，上升的资产阶级和君主之间的决裂已成不可逆之势。1789年6月17日，法国第三等级代表公然反抗路易十六，召开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大会，并要求制定法国宪法。数月之后，激进派发表了《人权宣言》，其中特别宣布，“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27＇
以笔为枪的一击之下，通过神圣权威统治、依照皇室血统传承的政府，便被赶下了宝座。从今而后，主权将在“民族”。谁构成了民族？公民。谁又是公民？那些分享着共同的生存经验，通过集体的过去和未来的命运，紧密相联的人们。有史以来，公民、民族和国家首次联合成单一的统治实体。此后，政府将归民有、民治、民享。
法国大革命受到了美国的重要影响，后者已经为保障人民的权利而战斗并赢得了自己的革命的胜利。美国人和法国人都从事着一项激进的新型政治试验，就此几乎还没有先例。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Smith）写道：“早先的时代从来不曾有过动员人们参加中央政治的问题，也不曾需要过男人——更不用说女人——成为具有政治意识和积极性的‘公民’。结果，也就不会有人想要提供这样一种组织基础和公共机构，它们投合的是公民的需要和趣味。”＇28＇
在宣告君主垮台的一阵欣喜之后，法国人决定对公民下一个更具限制性的定义，“政治权利将仅限于拥有财产、接受过教育的男性。”＇29＇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18、19世纪新生的民族国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理由被假定为在于保护其公民的财产权利，所以，选举权只被赋予那些在社会上拥有财产的“男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伟大转型始于英格兰、美国和法国，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迅速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两大发展对于加快转型而言尤为重要：上升的资产阶级对教会土地的没收，以及铁路和电报的出现。
早在18世纪60年代初，法国和西班牙就开始攫取耶稣会的财产了。教会财产的强制拍卖延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