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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另一个是世俗的，以物质的富足为指归。教会禁止高利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写道：“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或者爱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高利贷在中世纪尚且罕见，因为多数欧洲地区的经济都还只是维持生计型的，实物交易是当时贸易和交换的主导型态。随着12世纪人口、城市和贸易的膨胀，货币在经济交易和兑换方面就更加重要了。新的商人、银行家阶层开始放息钱，获利颇丰。
教会认为，高利贷是致命的罪孽，要受到永恒诅咒的惩罚。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它从新旧约书里都援引了章节词句。《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上帝警告他的选民：“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梵蒂冈明白宣示，它并不反对“正当的”价钱，但认为高利贷却是一种不正当渔利，因而是盗窃。圣托马斯·阿奎那说：“钱主要是为了将要进行的交易而被发明的。因此其首要的和正当的用途是以正常交易的方式被用于支付。从而得出，在原则上，从借出的钱里收取金钱是错误的，而这正构成了高利贷。”＇31＇
有关高利贷或者说利润的争议的核心是使用时间的问题。商人争辩道：“时间就是金钱。”＇32＇ 时间对商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成功有赖于他们运用时间来获利的能力，如：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廉价购入、高价卖出的时机，存货能够在手里攥多久；决定货物要多长时间才能运抵，或者把它们航运到目的地需要多久；预计汇率的变化、价格的涨跌、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以及制造产品需要的时间。倘若一个商人储备了足够多的知识来预测、使用和操纵种种不同的时间框架，他就能够要价最高、获利最厚。
教会论道，时间毫无例外地属于上帝，他在自己暂时的王国里自由地分配它。时间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因此人类能用它来为永恒的救赎做准备。但是，商人、银行家、地主和实业家通过篡夺时间，篡夺着上帝的权威。托马斯·乔布海姆（Thomas Chobham）总结了梵蒂冈的官方立场，他说，在收取利息方面，“高利贷者没有卖给借贷者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出售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因此，他不能通过出售别人的财产来获利。”＇33＇
然而，倘若时间能够沦为商品，可买可卖，那么一个人聚敛了越多的利润，他就能为自己买来越多的时间了。取息愈多、获利愈丰，一个人就能买来他人的时间，从而增加可支配的时间总量。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永恒和生存呢？是通过信仰上帝，还是通过聚敛金钱？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总结这一定义人类未来的伟大战役之意义，说道：“因此，在教会时间和商人时间之间发生的冲突，堪称这数世纪里思想史上的主要事件之一。”＇34＇
教会逐渐在时间的问题上投降，商人的胜利为货币经济的诞生扫平了道路。“市场价格”取代“公平价格”，欧洲已经为市场资本主义的上升，教会力量缓慢、稳步的衰落奠定了基础。
《欧洲梦》 第一部分时间的世俗化（2）
在中世纪晚期与现代初期之间的阶段里，时间观念再次以另一种深刻的方式发生变化。13世纪本笃会修士发明的日程表和机械时钟大大改变了人类对时间的观念，为通向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统治的道路提供了又一种关键的进步。
在有记载的历史的多数时期，日历都支配着人类事务。它被用作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调节生活的长度、次序、节奏和速度，并使集体文化活动协调一致、同步合拍。日历指向过去。它的合法性来自记忆。日历文化纪念原型神话、祖辈遗产、历史事件、诸神的英雄业绩、伟大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天文和自然环境现象的周而复始。在日历文化里，未来凭过去获得意义。人类通过不断复活过去的经验并赋予它荣耀来组织未来。
日历在当今文化里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日程表的诞生，日历的政治意义被大大削弱了。日程表对时间分配施加的控制要比日历有力得多。日历调控的是宏大时间——安排在全年的事件，而日程表调控的是细微时间——安排在一天里每秒、每分、每小时的事件。日程表在未来而非过去里寻找其合法性。在日程表文化里，未来与过去断裂，成为单独、自主的时间域（temporal domain）。日程表文化不再是纪念，而是计划。它们感兴趣的不是复活过去，而是操纵未来。在新的时间框架里，过去仅仅是未来的序言。有价值的不是昨天完成了什么，而是明天将成就什么。
日历和日程表在另一个重要方面也迥然有别。尽管现代日历业已越来越世俗化，但在历史的多数时期里它们的社会内容是与精神内容不可分割的。在传统的日历文化里，重要日期都是神圣的日期，并通过神圣的纪念日得到严格遵循。相比之下，日程表却是和生产率相联。神圣价值和精神关怀在日程表的安排里很少或压根不被纳入考虑。在新的事物系统里，时间成为保障产量的工具。时间被剥夺了任何残余的神圣内容，沦为纯粹的实用性。
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观察到，“历史上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一个文化或文明发展出来的手段随后将用于它的毁灭。”＇35＇日程表比其他任何单一力量都更应该为这一事件负责，即精神的或者说是神圣的时间概念被削弱，世俗时间的观念诞生。无需分说，本笃会修士从来没有过瞬间闪念，除了更好地安排一个人尘世的时间、准备永恒的救赎之外，日程表还能用于任何其他的用途。他们几乎不曾设想，它将成为现代商业的主要工具。
本笃会创建于公元6世纪。它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别于其他教派。圣本笃（St。 Benedict）时刻强调着活动的重要性。他的首要规章是：“游手好闲是灵魂的敌人”成为修会的格言＇36＇。本笃会修士每时每刻都在从事活动，这既是一种忏悔的形式，也是取得永恒救赎的手段。圣本笃警告修会成员：“如果我们能够逃脱地狱之苦，触及永恒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必须——当还有时间的时候——抓紧去做现在可能有益于我们获得永恒的事情。”＇37＇
正如将要追随他们身影的商人一样，本笃会修士把时间看做是稀有的资源。但对他们来说，时间具备这种本质是因为它属于上帝，并且因为它是他的，所以他们相信自己有神圣的义务来最大限度地使用它，以服务于上帝的荣光。为了这个目的，本笃会修士将一天里的每分每秒都排定了刻板的活动。他们在指定的时间祈祷、用餐、沐浴、劳动、阅读、沉思和睡觉。为保障规律性和集体内聚性，本笃会修士重新引进了罗马的“小时”概念，这是在中世纪社会其他领域极少用到的时间观。每种活动都被指派在一天里某个适当的钟点。体会一下下面这套《圣本笃教规》里的指令吧：
诸弟兄……必须在指定的钟点从事手工劳动，另外的钟点从事神圣的阅读。为此目的，我们认为每天的时间当按如下方式安排……诸弟兄当自清晨开始工作，从第一直至将近第四小时，完成应当的任务。从第四至第六小时，令他们致力于阅读。第六小时后，离开餐桌，便令他们在悄无声息的静谧里安歇于床铺。＇38＇
为了保证每个人都一齐在规定的时间里开始各自的活动，本笃会修士设立了钟。钟声整日轰鸣、叮当，催促每位修士从事他们指定的周期性活动。最重要的钟声是宣告修士们举行祈祷的八个标准时刻。
本笃会修士用他们规范每日的同样的时间规律性来规范每个星期和季节。甚至这样一些世俗活动，如剃头、放血和重新填充床垫，都在每年固定的日期进行＇39＇。
当本笃会修士们开创“日程表”的时候，他们创始的绝不仅是新的时间倾向性。艾维耶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敏锐地观察到，通过为特定的活动指派规定的时间，并要求严格遵循恰当的时刻从事这些活动，本笃会修士“为人类的事业设定了规律的集体节拍和韵律，恰似机器”＇40＇。政治科学家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将本笃会修士形容成“西方文明的第一批专业人士”＇41＇。
为了保障恰当地服从指定的日程表，本笃会修士发明了一种工具，它能提供比依赖钟和撞钟人所能提供的更精准的时间度量。他们发明了机械时钟。刘易斯·穆姆福德（Lewis Mumford）曾评论道：“现代的关键机械乃是时钟而非蒸汽机。”＇42＇历史上首台自动控制的机械通过一个叫擒纵轮的装置运转，这个机械装置“有规律地中止物体下落的力量”，控制能量的释放和齿轮的运动＇43＇。
《欧洲梦》 第一部分时间的世俗化（3）
最初这项新发明仅被本笃会修士用作和日常义务日程表保持更高统一性的手段。时钟能让教士们将每个钟头的长度标准化。通过建立统一的时长单位，修士们就能以更高的精确度安排活动日程次序，并更可靠地使集体活动协调同步。
然而，没过多久这一新奇事物就开始声名远播。到了15世纪晚期，机械时钟就“偷渡”出了修道院，成为城市新风景里常见的特征。巨大的时钟成了城市生活最引人注目的摆设。它们矗立在市镇广场中心，很快取代了教堂的钟声，成为协调复杂的城市生活之纷来沓往的集会点和参照点。
仅一百年前，哥特式教堂的雄伟还是社区地位的标志；而如今，市镇大钟的树立成为城市骄傲的象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