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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于1978年11月12日由联合复查组正副组长蹇先任、陈鸿苏签发，李之琏、黎辛、崔毅12月8日签字同意，中组部、中宣部两部领导阅批后，当日报送党中央；党中央常委会批准立即执行。这真叫快！紧接着，在当月23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李之琏就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纪委秘书长，调回北京；黎辛与崔毅也随之从外省调回北京。
1980年1月，丁玲、陈企霞及其“反党集团”中的艾青、冯雪峰、罗烽、白朗、陈明的“右派”问题也相继平反改正。丁玲个人的1933年的被捕和所谓“叛党”问题，经中央组织部的进一步审查并经党中央批准，也否定了作协党组过去所有的诬蔑不实之词，恢复了1940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为其签署的“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正确结论，彻底恢复了她的名誉。因她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亲友和同志，也一律被推倒了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消除了不良的影响。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一群雄鸡唱天白 是是非非终分明（2）
温济泽的平反改正，比李之琏更早、更简单。1978年1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一位老熟人对温济泽说，胡乔木打电话到他家，要他把温济泽找去与胡乔木通话，因温济泽自从被定为“右派”之后，二十年来家中一直没有电话。温济泽匆匆到了这位老熟人家，跟胡乔木接上电话后，胡乔木说，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急需调些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充实社会科学院，问温济泽愿意不愿意去。
“愿意。”温济泽说，“不过，我正在要求解决党籍问题，等解决了再去可以吗？”
“还是先把你调来吧，”胡乔木说，“说不定到这里来还能较快地解决哩！”接着乔木又表示，将由他自己与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直接商谈这个调动事，要温济泽等着。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乔木又与温济泽通了话，说他与张香山谈了三次，张香山终于答应了。“既然说定了，你明天就来吧！”
温济泽犹豫了一会儿，说：“能不能请你先跟我谈一次话？我现在不是党员，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给你添麻烦。”
“不会的。我了解你，这里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来，来了再谈。”
温济泽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谈好了再去；而胡乔木偏要他去了再谈，他也只好答应了。
据当时正在乔木身边的乔木的妹妹方铭后来对人说，乔木一挂上电话就很高兴地对身旁的人说：“我已经把温济泽同志调来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温济泽如约到了乔木的家，搭上乔木的车，来到了建国门内的社科院。在乔木的办公室里，乔木和温济泽差不多谈了两小时。最后乔木说：“新成立了科研组织局，局长是刘仰峤同志；副局长已有一位，是刘导生同志，你也担任副局长。”
温济泽连忙推辞说：“我二十年没做领导工作了，现在还不是党员，我不要担任领导职务，只愿做好普通一兵。”
乔木说：“这是社科院党组决定，已经在科研组织局宣布过了，现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间，温济泽就从“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长，虽然觉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终于吐了一口气，但仍未免有点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组织局一看，秘书小于已给他布置好一间办公室，局里的同志待他都蛮好。他深深感到“同志”这两个字是多么可贵。
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此时乔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长邓力群主持。邓力群指定温济泽为社科院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十人代表团去参加大会。温济泽推辞不过，只得硬着头皮去。
在会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闻界的不少老记者与温济泽久别重逢，备感高兴。但是温济泽这个代表团团长只能参加公开的大会和小组会，而不能参加人数较少的党的会议，颇为别扭。
科学大会结束不久，乔木也出院了，他就向乔木提出党籍问题。乔木要温济泽给中组部写个申诉书，由他交给社科院政治部转给中组部。申诉书很快就写好：过去在工作中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从来没有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广播事业局原党组对自己的处理是错误的，等等。乔木随即将它交给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乔木自己还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证明温济泽被补为“右派”确属冤错案，交给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问温济泽：“还有谁能给你作证明？”温济泽提出“还有廖承志、吴冷西、熊复”，他们就去请这三位也写了证明，连同温济泽的申诉书一并送到了中组部。
这时，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烟台开会，研究为全国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并为确实搞错了的甄别改正问题。耀邦看到了温济泽的申诉书和廖承志、胡乔木、吴冷西、熊复的证明，随即要中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过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问题的文件，对被搞错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还是“改正”。
不一会儿就有人向他回报：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说，即刻让干审局的副局级调研员唐佩荣给广播事业局党组打电话，说温济泽已向中组部申诉，耀邦同志已同意给他“改正”，“现在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希望今天下午就答复”。
广播事业局党组立即答复：“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当天就批给社科院：给温济泽同志改正。
社科院与广播事业局几乎同时宣布，改正温济泽的被错划“右派”问题。1958年跟着温济泽被划入“反党小集团”的邹晓青、张纪明所受的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的处分，也被彻底取消。
这会儿，专谈“右派”问题的烟台会议刚刚结束。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还为到底是给“确实完全划错了的极个别‘右派’改正”，还是为“所有被划错了‘右派’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争论不休。温济泽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胫而走，几乎传遍了全中国。不少外省市被划为“右派”的人纷纷来找他，问他是怎样得到“改正”的。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传说：烟台开会以后，北京又开了一次会，耀邦在这个会议上说：“右派”的“改正”问题，我已经开了个头，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温济泽——他的名字很好记，三个字旁边都有三点水；经过了解，他的问题是冤错案，我就批了，你们也可以照这样办……
北京更有人誉称温济泽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琏与温济泽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强加的“右派”或“反党”罪名，就这么被全部推倒了。
写到这儿，笔者以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约请参加上海文艺创作座谈会的部分文艺家谈心的一段话，作为对历史之邪僻复归正道的小结。胡启立在这个谈心会上说——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于十年“文革”中“这种恶劣做法”的登峰造极，整李之琏、温济泽的一些人也经受了切肤之痛的凌辱与磨难，这些人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与感叹。这种或者先整人后挨整、或者先挨整后整人的轮回反复窝里斗的惨痛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牢记的。谁要是再重演“这种恶劣做法”，必是亡党亡国的庆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李之琏被选为中纪委委员，并在这一届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87年换届时才退了下来，时年已七十有四岁。但为了端正党纪党风、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他继续操心劳碌、孜孜不倦，仍在实现着他给耀邦信上所说的，“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献身”……
温济泽这只“春天第一燕”，也飞得又轻又快又矫健。“改正”时他已六十有四，总觉得大好时光被浪费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几个小时，使得当时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邓力群不得不对他说：“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发了那样不要命地工作。我劝你还是应当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才好。”
但是，温济泽一心要补回二十年的损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况社科院已有十四个研究所，科研组织局不但要密切联系这些所，还要筹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扬当院长，他兼任副院长，从办院的方针、计划、体制、学制、课程、教材到各个系的主任人选，他无不一一过问。1982年周扬病重，他又接任院长，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岁时才离休。
在他离休前，李维汉向党中央建议编一套完整系统的《革命烈士传》。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以党史研究室的名义把这个任务交给温济泽。1980年，中央决定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并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论著作在内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也把这任务交给温济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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