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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沙滩的宿舍，挥毫写下四行诗：
酷刑可以摧残生命，
不能泯灭人的魂灵；
念党光荣伟大，
真理定会再生！
他每天照样去中宣部继续上班。没有工作，他就看书看报，参加支援古巴的大会……直到被周扬一眼瞅见，才被正式通知“不要再到办公室来了”，他才停止上班。
不久，他宿舍的电话机也被撤了，汽车也被收回了，秘书被调走。熟人变成陌生客，朋友也不再往来……
一天，他被通知去机关党委看对他的处分决定。这个1958年8月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李之琏党籍的决定》是这样写的——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立即撤销李之琏现任机关党委委员和书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决定》有一个附件，叫做《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极右分子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列举李之琏的“主要反动言行”一共有四条：一、鼓动丁玲并同她合谋翻案；二、反对“肃反”运动；三、写反党作品诬蔑转业军人；四、1934年被捕后叛变党。给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顶：“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叛党分子”，“反党集团首恶分子”，另有“野心家”、“阴谋家”等头衔。为了节省篇幅，现仅将这《结论》的第一条全文转述如下：
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阴谋推翻中央1955年12月对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续不完备”为借口，保留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结论的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错误行为”。强调丁玲在被捕期间曾进行“对敌斗争”，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计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结论的三点保留，以欺骗和愚弄组织。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们写“申诉书”，并广为印发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书”。完全按照丁玲的意思对丁、陈问题进行所谓重新查对，力图为丁玲、陈企霞开脱。丁玲直接寄给他的一封为自己辩护、诬蔑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的信，要求不要给周扬同志和作协党组负责同志传阅，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1955年斗争丁、陈反党集团搞错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掉”等谎言，并在“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会上说：“丁、陈问题搞错了”，企图在“八大”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给他的信中公然诬蔑党对自己的斗争是政治迫害，李之琏予以默认；丁玲给他的密信中竟说：“翻身有日、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了。”1957年5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语说：“丁、陈问题自1955年作协党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起码到现在还未做出结论。”企图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错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看了这一条，就可以想见其他三条“罪名”是如何罗织的了。李之琏不信这是党对他的最后处理。他要求回到农村去：是黑是白，日久自可分明。
这要求，得到了机关的批准。
1958年12月，他到了河北省承德地区青龙县的农村……
李之琏与温济泽之再见天日录温济泽之被补“右”就简单多了：只因转达了有关周扬的一个说法
温济泽从延安到北京，直到被补为“右派”，都在新闻界、科普界和青少年读者中大名鼎鼎。
他1938年到延安，就在陕北公学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概论和社会发展史，编写了《自然发展史提纲》和《社会发展史讲义》；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参加调查研究国民教育并编写《中国现时国民教育问题》一书。
1941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他被调到这个研究院的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担任学术秘书和研究员，参加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思想课题的研究，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参与编纂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同时写了《伽利略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客观事实与主观愿望》等文。
1943年1月，他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部担任秘书、编辑和主编。在三年多的时间结合编辑工作，陆续写出了一百多篇适应报纸读者需要的科学小品和历史人物、历史知识等文，诸如《学习科学》、《黄花岗的故事》、《马克思的生平》、《辛亥革命》、《孙中山晚年对和平统一的主张》，等等。
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温济泽被调任新华社口头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尽管战争的日日夜夜，使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到了广播工作上，他仍然挤时间写了《蒋介石罪恶史三章》的小册子；1948年《中国青年》复刊，又应约写些科学小品。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相继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兼任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和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笔耕不辍，编写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武器》、《人和自然的斗争》等小册子和《关于原子弹问答》等科学小品。
1949年3月进北京后，他已检查出肺病复发，但仍坚持工作。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工作更加紧张劳碌，使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在一年半的医治疗养中，他又坚持读书，读了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译文集），在病床上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后来写了一本《鲁迅和他教导青年的话》，成为许多青年爱读的一本书。
19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和对外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六，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温济泽这样说，是因为延安“抢救运动”和批斗王实味的教训，使他牢记难忘——
1942年，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主要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不够端正，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因为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结果，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大罪名——“反革命托派分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下令将他逮捕，1947年又在晋绥区批准将他处决！
1943年1月，王实味还没被逮捕，温济泽与艾思奇一道被调到《解放日报》副刊部。康生的“抢救运动”初发时，鲁迅文艺学院等单位就搞起了车轮战，问不出，就硬逼。《解放日报》学委会负责人说：“人家能逼出来，我们为什么逼不出来？”也是学委会委员的艾思奇说：“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结果副刊部一个“特务”也没有搞出来。
这时“上面”说，整个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白点——就是《解放日报》副刊部！还有人说“这是大特务包庇了小特务”。艾思奇被撤掉了学委会委员，温济泽也因为有个叔叔是国民党少将，被说成“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幸好这“抢救运动”很快被扭转了，温济泽才幸免落难……
事隔十几年，残酷的敌我斗争也已结束了好几年，现在又接连搞起了“肃反”和“反右”，而且又强行规定了比例数大抓“敌对分子”，温济泽的耳际不禁又响起了王实味的哭泣声，他当然要脱口而出，“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对外广播部门的“抓右派”未能达到这个规定数。
这时，对外广播部门的业务，归中共中央联络部管。有一次，在中联部的国外宣传工作会议上，温济泽对周扬在一个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了他自己的一点看法。周扬在这个讲话中说，在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如认为有毒草的话，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嘛！
温济泽说，周扬的这种说法不能适用于对国外的广播。因为“毒草”在报刊上登了出来，还可以批驳更正；而如果广播出去了，这次听到的人，下次即便批驳更正也不一定听到了，怎么个“锄”法呢？
当时主持会议的熊复说，周扬的这个说法，已受到了中央的批评。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必向下面传达。
但是温济泽认为，对外广播部门还有四位主持发稿的编委和部门负责人，也应该让他们从严掌握分寸，万万马虎不得，就把这些意见转告了他们。
万万没料到，有人把温济泽的这一举动，汇报到了周扬跟前。
当时周扬正在明里跟“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算账，暗里在盘算着如何整治帮助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