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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在全国一定层次的共产党员干部中，为这起冤案所有的受害者伸张了正气。
1980年4月18日，装甲兵党委才姗姗来迟地作出了一个《关于丁铁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冤案的平反决定》，但又迟了将近八个月——即当年12月11日，才让这个《决定》与受害人丁铁石见了面。尽管如此，在党中央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精神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决定》也不得不承认：
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等，主要是受其兄丁溪野同志冤案的株连。在“四清”运动中，先是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非法进行审查，1968年6月19日由原装甲兵科研院牵头会同河北省黄骅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及协和医院等单位，不顾公安部1957年1月关于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问题并将其逮捕、进行陷害。
原装甲兵科研院，将丁铁石同志与其兄丁溪野同志的所谓的“反革命”案牵连在一起，进行陷害。在此期间，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实施封建法西斯式的逼供信，造成了一起所谓“伊玛尼党”、“回教国”反革命案件的大冤案。并且株连了其爱人白琴、儿子丁中刚、弟弟丁坚、弟媳李葵南、战友刘桂轩、周绍先等同志，使他们政治上受到陷害，身心遭到摧残，丁溪野同志被迫害致死，后果严重。
……
事实证明，丁铁石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是没有问题的，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是“回教国”国王，以及“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务嫌疑”等，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所谓丁铁石同志的“反革命”案，纯属冤案。他是受了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装甲兵的代理人黄志勇等人的迫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挽回影响。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予以清理销毁。对因丁铁石同志的冤案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战友等，应按党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撤销原装甲兵科研院党委1970年8月5日《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装甲兵党委1970年8月15日《关于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和装甲兵党委1975年8月31日《关于丁铁石同志问题的平反决定》。
为彻底平反这起大冤案，公安部在1983年4月5日，又特地向基建工程兵党委并总政治部、哈尔滨市体委党委并市委、协和医院党委并医学科学院党委、卫生部和哈尔滨市第一二医院党委，发出了《关于公安机关在对丁溪野同志进行工作中株连和影响其亲属的情况说明》。这《情况说明》说——
为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彻底消除对其亲属的影响，公安部曾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发出了《关于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连亲属丁铁石、丁坚等同志受影响问题给有关单位的信》。
最近，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同志给公安部领导同志写信，随后又来访。谈到：公安部平反信后，他们所在单位分别落实了政策，消除了影响，表示感谢。同时提出：由于此案，使他们受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株连，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都受到影响，曾因此被审查、撤职、降级和压低级别，在屡次的调级中也都受影响。但向本单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单位以人事中、档案中没有记载而不好考虑。因此，要求公安部进一步说明他们受影响的情况，以使他们遗留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根据复查材料和有关公安机关的档案记载，丁铁石等四同志提出的上述受株连影响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当时，公安机关对丁溪野同志是作为重要反革命案进行侦查的，工作中有扩大化问题，株连了他们。因此，他们政治上受到怀疑，使用上、待遇上受到影响，而这些在他们的档案里是不可能有记载的。对此，公安部除承担责任外，建议他们所在单位，考虑解决他们的遗留问题。
特此函告。
这些单位接到公安部的函告后，都比较认真地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至此，这个长达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才算被完全彻底平了反。丁铁石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政委，并被选为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1987年2月离休；丁坚在197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丁溪野平反昭雪的同时，也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了在1952年以前的职务，1980年改任哈尔滨市税务局副局长，1981年调任哈尔滨市体委主任和党委书记，1985年7月离休；白琴于198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离休后，一直担任民办京华医科大学的理事，为栽培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医学人才而发挥她的余热……
1996年5月31日，八十一岁的丁铁石病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消息。6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其后，由战友和亲友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向卢沟桥回民公墓进发。人们缅怀这位著名回民支队政治工作奠基人、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章的副兵团级军事干部的高风亮节。从这位参加革命六十一年身经百战、株连冤案二十八载忍辱负重的丁铁石身上，从丁氏家庭男女老幼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为党的事业所遭受的挫折和厄运、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来看，谁都会说：“这个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个忠勇之家，爱国之家、革命之家！”
日月不息，天网恢恢；换其哉，生灵涂炭；复其哉，社稷生辉！恣意行凶作恶的歹毒之徒，尤其田永兴、王子耕这类就是在国民党特务中也该被算作最歹毒的人，如果还活着，如果又恢复了若隐若现的人性，就该有晨钟暮鼓式的忏悔。不然，他们的子孙如果得知其先人曾有如此人生劣迹，这些无辜的后生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头顶上空，老有一块不祥的招人羞辱的阴影……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惟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谦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张扬。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他一面劳动，一面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继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的小头头，给张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