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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问题了。
1982年5月4日，他又给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写了一封信，陈述了他的经历和目前亟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发函证明，当年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在给葛佩琦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同时给他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82年6月18日，人民大学党委收到罗青长这份材料的同时，也收到了葛佩琦当年的主要入党介绍人刘子久给人民大学党委的信：建议恢复葛佩琦的党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材料报送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于1983年5月23日做出决定：
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
这样，终于恢复了他的“三八式”老党员的本来面目，1986年2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也发文：
葛佩琦同志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这比人民大学党委的“改正结论”更进了一步，更实事求是。
这时，在葛佩琦及其家庭的小舞台上，共产党内的权势者绞杀“不合朕意”之共产党人的长达三十年的大悲剧，主要得益于胡耀邦的致力扭转，才有了一个可喜的结束。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他终于以一个红色革命者的本来面貌，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发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沈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沈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求，冲破了有关当局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道，《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复，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该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以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他的《总书记批阅的第两千零一封人民来信》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去耀邦家上访的经过。满纸溢透着他对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三座大山”的感激之情。
1984年6月，即葛佩琦被恢复党籍的一周年之际，他的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聚会于北京烤鸭店，热烈祝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他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此刻劳动人事部的顾问刘子久即席赋七绝一首，以表贺忱：
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葛佩琦为教授。
1988年2月17日，春节。19日，大年初三，当年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学，搞了五十三年来从未有过的春节大团拜。陆平、韩天石、邓力群、刘导生、吕东、朱穆之、袁宝华、孙思白、谢邦治、顾大椿、任继愈、甘重斗、胡昭衡、佟成、刘祖春、田价人、沈学祯、刘玉柱、杨锡钧、纪坚傅、孟桂芝、李小慧、刘居英、汪鸿文、叶修直、关士聪、刘火、李兆翔、白文治、于克三、姚震江、朱国平、张震寰、吴承明、宋尔廉、王寿仁等人，与葛佩琦忆昔思念，无不感喟万千。
葛佩琦把刘子久书写的“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那首诗，裱成条幅，从八平方米的“96陋室”，到二十九平方米两间平房新居，再到教授楼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宽敞住房，都把它挂在中堂，随时目诵，永志不忘。
他戴着一千六百多度的老花近视镜，有时再加放大镜，吃力地书写自己一生的艰苦奋斗，重史实而几乎不加个人评论，内中虽然也写了已成往事的“道路坎坷”，但也仅寄望于后来者从中汲取教训，不再酿造“窝里斗”的亲痛仇快的事。
同时孜孜不倦地甘为人梯。他辅导的那些高中毕业生有六人跨进了高等学府，内有一人还摘取了美国博士冠。
他们自己的孩子也都挺有志气、挺坚强。大女儿在北京教育学院任副教授；被“老子英雄儿好汉”们打坏了一个肾的儿子和他的妻子，大学毕业后去加拿大留学；三女儿、四女儿都在日本获得了硕士学位。三女儿回国后正工作于一家企业。
小女儿更奋发要强，聪明绝顶。中学六年，每年每门功课都是五分。哥哥姐姐们去农村插队，她去安定门的一家拉毛围巾的街道小厂工作。上下班坐电车或在家做饭照顾妈妈时，也抢分夺秒地背外文单词；考上大学时，她已熟练地掌握了英、德、日三国文字。令人痛心的是，1981年她去日本留学突然失踪。后来在一处海滩上发现了她的遗体，全家人悲恸万分，她的老师同学闻之也无不痛惜！
“我们没正式复婚。”朱秀玲说。“我们都七老八十了，我又长期患病。我曾劝他再找一个，能好好地照料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不要你管！’事实上我们在互相照料。他常来看我，我也常去看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