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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范跑跑被批判的原因，一是把几百年前老式的个人自由，放大到现代公共社会加以推销；二是在需要职业道德的地方，依然傻乎乎地宣扬老掉牙的骨灰级“自由”。所以，范跑跑在自由观上，真的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跟上祖师爷的前进步伐，也许是信息不灵、眼界不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赞同范跑跑，甚至还拼命维护范跑跑的权利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普遍的误读。这也许是故意的，也许是无意的。
看看100年前，甚至到今天，对于中国古代道德堕落、道德虚伪、道德腐败的种种批判，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欧洲历史上批判宗教道德权威时，使用过的情绪，使用过的比喻，使用过的言辞，使用过的角度。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百年来，批判传统道德的自由主义完全照搬了西方批判宗教道德权威的思路和手段。他们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道德传统等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了。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欧洲老式自由主义是用锤子在砸房子，中国的自由主义就是用同一把锤子在砸鸡蛋。他们没有区分，中国的道德系统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道德权威是有很大不同的。例如，欧洲有处于社会最上层僧侣等级，中国没有这些享受特权的职业道德家阶层；欧洲的等级制度非常僵硬，中国的等级制度比他们柔性得多，等等。
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的道德系统没有欧洲的宗教道德那么严厉，没有那么非人性，因此，如果说欧洲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把宗教道德打得半死不活，那么，这把破坏性过于巨大的武器，则将中国的道德毁灭到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这种毁灭道德的行为并没有让中国人真正获得自由，也就很难让中国人通过实践，对于这种老式的西方自由获得应有的反思。更为奇特的是，上个世纪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居然还借用了欧洲宗教道德权威的方式，对个人自由实行了严厉的打击。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几乎处于既缺乏道德，也缺乏自由的状况。身处这种状况的范跑跑们，便很短视地重新祭出几百年前欧洲祖师爷的老掉牙武器，试图解救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这就是有一些人支持范跑跑的原因。
因此，如果站在向西方学习的立场，范跑跑也应该学点新的，不应该只学老掉牙的，在地震这种场合，他更应该显示职业道德，而非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所以他错了；如果站在发扬传统的立场，范跑跑只强调个人权利，放弃道德的行为，让本来已经很短缺的道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场合严重缺席，所以他也错了；如果站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的立场，范跑跑更是两头不沾边，两边不讨好。
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道德力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范跑跑们要向西方学习，这不算错，但是，应该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学习并应用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生搬硬套别人的理论，别人自己都意识到错了，已经在改正、弥补了，范跑跑们的眼光还那么短浅，别说中国人要批评，恐怕西方老师们也不会赞赏吧。
再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摆脱文化、社会的“自然人”，因此，所谓“自然人”的权利，最多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标准。从没有社会关系、没有文化背景的“自然人”，推导出理论上的天然权利，很多时候，与动物的本能差不多。比方说，地震之类灾难发生时，动物一般都四散逃开，拿什么道德教育它都没有用。当宗教道德权威把人变成木偶的时候，用人的动物性，撒娇式的、恶作剧式的反抗，确实还有点意义。但是，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这种动物性还是少一点好。
第63节：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1）
二十三、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
◆ 黄纪苏
如此离谱的学术进口商
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思想界出了梁启超、梁漱溟、郭沫若、吕思勉、潘光旦、钱穆、陈寅恪、费孝通这些杰出人物，他们都学有根基，富于真知灼见，能成一家之言。新中国时期，学术思想的确出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本来是有强大解释力的，可一旦成为教条，反倒束缚了我们对社会的认识。
这30年，学术界按说够热闹的了，以中国社会100多年来的九曲九折的巨变，社会神经感受到的刺激应该是够强烈了，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看不到多少有原创力的东西呢？当然，回到世界体系内，跟着英美重新当学徒，这是一个比较根本性的原因。既然当学徒，就没有自己的东西，东西都是师傅的。其实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时中国不过是跟着西方另一位师傅当学徒而已。所以从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只有到中国完成了现代化的重生再造，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让师傅离休下岗，中国的学术文化才可能真正出现大的气象。
但话也得从另一头说，人文社科跟自然科学还不一样，它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民族性，其普适的程度要远远低于后者。你跟外面的师傅学是能学到一些东西，解决共性的问题，但完全属于你自己的那部分，你是没有师傅的，你只能把自己当师傅。1840年这一跤，中国真是摔蒙了，天旋地转，看谁都像师傅。本来“中体西用”放人文社科这块比放哪儿都合适，晚清民初这批读书人，从小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他就是想全盘西化，把中国这个“体”当狗扔了它也要自己找回来，鲁迅就是例子。青年学子对他说，你对旧东西掌握得那么圆熟，我们觉得你真棒！鲁迅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那些东西我不是想扔扔不掉嘛！当时就是想扔，连着中医、中国戏、中国字什么都扔，但这些东西哪儿那么容易扔掉的？所以到后来又提“民族化”“民族气派”，提“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说顺着这个路子是可以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的，你想那会儿帝、修、反都不要，可不只剩自己了么？但到末了连自己也没剩下——“文革”时期没有学术，因为不要的东西太多了，营养严重缺乏，把自己整得骨瘦如柴，一切都谈不上了。
八九十年代的这拨知识精英由于生在封、资、修被通通取缔的年代，四书五经还真没读过，读的净是《半夜鸡叫》，他就是想中体西用也无从下手，更何况他们再也不想中体西用了。我有个朋友上世纪70年代末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他说：这四年什么都没读，娘的光读外语了——还没读出来！他的情况当然极端了一点，但也挺有代表性。就举外语为例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会七八国外语的在大众眼里也就是“挺神乎”一主儿罢了，跟我们看人用脚穿针引线的感觉应该差不太多，会让我们佩服，但不会让我们自卑。前面说到钱钟书从80年代的学术界热到90年代的全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会好多种外语。我想中国也有会好多种地方方言的人，但就没有流传出来成为佳话。其实就是会斯瓦希里语、越南老挝语，甚至俄语、西班牙语也没什么用，还是得人均GDP高的那些国家的语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时那种社会心理、学术风气的经济基础，简单说，就是美元跟人民币1∶8的比率。我们再说第三个原因：干西学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运输队致富快。80年代出国，省一顿饭就能带回件小玩意，小玩意别看个头不大影响很大，往家里一摆，女同学见了就很可能就变成女朋友。当时经常听到，有学者出国为了多带些小玩意回来，顿顿方便面，由于营养跟不上，回国下飞机都是抬下来的。学者们去西天取经，取回美元马克和大好前程，被鲜花绕着，聚光灯照着，媒婆堵着，飘飘忽忽，哪儿还记得什么“中体西用”啊，他只恨自己这“体”生得不对，不幸生在了黄河两岸，只能站在黄土高坡上临风做自我批评，说黄土地上的体制不好，文化不好，人种不好，历史不好，地形地貌全都不好。都不好，怎么办呢？一些有宏伟政治抱负的说，那就让我们把东土改造成西天吧。另一些人说，那得猴年马月了，咱还争取直接移民西天得了。他们在争取移民的过程中发现，西天千好万好就是使馆签证处不好——不是所有人都给签。
第64节：这个时代的学术腐朽（2）
时代尴尬：接轨接出了鬼
不让签也没关系，他们照样跟西方接轨。因为摸着黑接，有时会接出妙趣横生的结果来。随便举个例子，我原来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活儿，有回碰到一篇稿子，谈的是中国文学，里面有这么个词儿“世界新质生存母体关怀倾向”，一看头就大了。我找到作者说：这要译成英文，估计你也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你能不能把原文告诉我？他说：我也是抄来的，不知道原文怎么说。我说：那你就用家常话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你就自己解释了吧。我说：是新生活么？他说：没错，没错，就那个意思。作者其实挺朴实的真是个好人，根本不是咋咋呼呼的新新人类，而且40来岁，本来是能好好说话的，但他说现在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