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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一点，让人想到了成人世界里的“Ｑ版”。2008年出了一个范跑跑，助长了很多人撒娇的欲念，我听到有些人在高喊：他说出了我们时代的真相。我说：哦，原来如此，多么不容易啊！原来要冲破那么多的禁锢，才告诉我们世间居然还有这般可贵的真相！原来一种正面的道德，正常的伦理，只要是少先队教育里曾吸纳过的，就是愚民工具，就是该清算的！这种逻辑不也是一厢情愿和粗暴的吗？
我看了凤凰卫视的节目，对郭先生的表现很失望，但是这个节目的格局和气氛，注定了他不是表现的问题了。这是注定的，拿枯瘦的道德言说同强大丰沛的市民情怀对决，那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回过身来再想这个事儿，想一想后来的那些叫嚣。什么叫“范老师勇敢地说出了真相”？什么“皇帝的新衣”，在这个马戏表演里，这个寓言适用吗？难道标榜一种无耻、实践一种无耻在当今的中国还需要勇气吗？究竟谁是这个国家风气颓败的祸首？是一丝不苟地实践着无耻的人，还是苍白无力地空喊“道德”的人？我当着凤凰卫视执行台长的面质疑过这个事，台长是这么解释的，老百姓确实很反感那类装腔作势的道学家，道学说教对中国的社会太有害了。我觉得台长这句话有点片面性，黄纪苏说的一句话非常好，伤痕文学的惯性还要延续多久呢？具体地说：就是一句老话，这还是要看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如果早20年，在王朔的时代，在蛇口把几个“青年导师”掀下台的时代，这样反潮流还有意义的话，今天你还这样彰显丑陋来对冲正统，理由是它其实有“率真的魅力”，这其实是矫情！这不是教会最纯朴的人都去撒娇吗？纵容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化撒娇，为臆想中的假想敌而愤怒，而耗费情感，从而绝望，拆台，实际效果往往是负面的，往高里说，是在摧毁民众的士气。
我真切地感受到愤懑的摧毁性，无序的愤怒不会让任何人受益，愤懑对每个人积极情绪的摧毁，对希望的压灭，对秩序、共识没有底线的消解、拆除，这一切失败主义的情绪给我们心理环境带来了极大的污损。现在普遍流传的这样一个故事：
三歹徒劫持一辆大巴，将漂亮女司机拖下车强暴，女司机呼救，众乘客哑然。唯一瘦弱书生奋起，呼吁，遭歹徒殴打，昏厥。歹徒得逞，女司机复上车，喝令瘦弱书生：“下去！我不载你了！”书生愕然，抗议，终被幸灾乐祸之乘客及司机逐下。大巴开动，至一悬崖处直冲下山。车毁人亡。书生闻之，始悟美女怪异之举动，大哭。
这故事很震撼，对于读者来说也很过瘾，媒体人可能非常愤怒：这为什么不是真人真事（其实非真人真事也无妨，媒体营造的虚假情感故事，我们见得还少么）？散播的人很有满足感，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不太讲求新闻与传闻的界限，把它当新闻来读。最可怕的是，它符合心灵的镜像、心理感应的真实。但是那种透发其中的“愤怒突击”式的情绪释放，强化卑劣人性的故事元素的戏剧性编排（其实是一种牵强的编排），有意反映的心理镜像凸显着末世的疯狂，谁看出它的恐怖性？谁能体悟到，我们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实际上被快感征服？它的喻世效果是什么呢？我们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女司机和书生“两情相知”的悲情之中，弃一车的遇难者于不顾，漾起一种自以为崇高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孩子编写的，我并没有指责作者的意思，但是这种极端幼稚的情感和设置，复仇想象的大快慰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呼应，这就让人想到，“因为太黑暗，所以我的黑暗有正义性”，这种自以为是的“厚黑”、非人类的心理症状、不惜“与尔皆亡”、鄙弃社会的潮流暗涌，实在是不爱惜自己，与自己为难了！
我分明听到，欢呼着那个崩盘的“拐点”滑翔而去的时代凯歌，到处是秘密的喜悦，人人都在等着“好看”，等着分一杯羹；我分明听到“参议院乌鸦”戈德华特的声音在中国的论坛上回荡：“保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在追求正义中所表现的温和态度不是美德！”
对内政状况的不满，从改革的进步而言，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迹象。情绪释放时代到来，那种弥漫于民众心里的强烈被剥夺感是需要更多理解的，而那个造成被剥夺感的元凶是要清算的！我在一家报纸上谈30年改革感受，讲了我在90年代中期的一个遭遇。酷暑天，我家那个小区停电，如是反复，电力部门来了好几趟都不能解决问题。居民们急了，堵住工程车不让走，酿成小型群体性事件。我赶忙打市长公开电话，殊不知，值班干部呵斥我：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同歪风邪气做斗争，反而助长他们的气焰！从那时起，我认识到一点：官员的傲慢愚蠢，将来肯定会导致大问题。现在，问题层出。依照民众的情绪审视国策，审视我们的公共政策、我们的国民动员体制，哪怕是象征性的开始，这也是全民性的胜利。能不能以更积极的、正面的心态迎接这个？能不能从“得分”的角度，抱持一种维护改革开放成果的态度来把握形势的走向？人总不能靠冷嘲热讽来打发日子。无厘头的八方洒怨肯定是有害的，更以“去中国化”的情绪，来支配这种愤怒。图了爽快，糟践的是自己。
关于我们社会的黑色幽默
悲剧性的心理现实；往偏锋里说，就是有时我们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感情所愚弄。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侦探小说大意是讲，歹徒绑架了一列火车上的人，跟警方讲条件，把赎金搬上火车，每一站我们释放一批旅客，到了终点，警匪之间再摊牌。小说的结尾是火车到达终点之后，警方回过神来：不好，上当了，被误导了，擒拿的对象已经溜之大吉了。那些歹徒已经混迹于前面各站被释放的旅客中离开了车厢。车门口的持枪歹徒其实是乘客扮演的。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恐惧在统治着这列火车”。
第51节：自我矮化的哲学大行其道（2）
这个故事放在现在的环境气氛里看，是非常有深意的。
当我们把一个愤怒的对象人格化的时候，我们会想象那列火车里头，有人在发抖，我们会获得一种发泄的满足，会为可能出现的秩序颠倒而鼓舞。我们料想不到的是，那里面的人会离弃，会轻盈地解脱。至少在这场心理性悲剧里，除了极少数的焦点人物外，是普遍的“与我无干”的轻松心态。作协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请客会友。席间，作家朋友们颇有些“明白人”的议论，会心一笑的表情，引而不发的潜台词。我和马松私下感叹：这简直就像一个寓言。大家挖苦的是一种不祥的体制、一些可笑的事，而这些“明白人”，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北京饭店、宴请、主席团荣位，享受着体制给他们的可以好逸恶劳的平台：住房、创作假、补贴。但是，他们的嘲讽比我们更加犀利！个个都像与己无关似的！那么，循环下来，我们可能清算谁呢？我们谁也没有逮着！我们讨伐的也许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因为最令人痛心的是：谁肯担当？
“空列车”的故事，没有担当的“局”，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心理悲剧。强大的公众信息在一座软墙上附着、掉落，我们找寻那个出口，而那里发出同样的疑问：你们在找什么？
“空列车”的隐喻，令我有一个奇怪的联想，一个有关我们这个社会的超级黑色幽默。《百年孤独》里的马贡多镇，不怎么开化的居民不能忍受电影，因为电影演员的角色置换嘲弄了他们的感情。一个在西部片里赢得他们尊敬的英雄，刚刚在观众的泪水中下葬，又在另一个片子里以阿拉伯人的形象出现。这让他们气得发疯，于是他们砸了电影院的座椅。这个看似好笑的描写，让我注意到了黄纪苏曾说到的强烈印象，负具体责任的人，在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同时，又在巧妙地扮演着冷峭尖刻的批评者，都在巧妙地告诉大家：其实我是明白人。这种双重置换，是不负责任的“聪明人社会”的安身立命的技能。推衍开来说，我们这个社会登峰造极的超级悖论，就是王朔早年间所点到的：一夜之间大家都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王朔这样回击：去你妈的，早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王朔这样骂，可能有点粗线条，可是，看看那些身怀“屠龙术”的媒体人、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不正是这样玩变身的吗？明明他们是掠夺性“改革”的欢呼者，明明他们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的吹鼓手，明明他们是垄断资源的得益者和食利阶层，然而摇身一变，一切令人不高兴的后果都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装出一副总是在受排挤、总是弱势声音的样子，把30年的图景、路线图描绘成他们永远同老古董们作战的“大明英烈传”。现在出问题了，他们又急匆匆地把中国划分成争执着的两方面，继续抖机灵，做大义凛然状，估算着自己未来的得益。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他们的选择性“失忆”是否玩得过头了一点？
这绝不是激愤之言。
爱国真是“强势”吗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周庆安告诉我，我们现在根本不缺最具有智慧含量的批评。现在的流程已经发达到这个程度——出了一件事，报纸的评论版会马上找到对应的专门人士量身裁衣，有模有样的公义讨伐当夜就出来了，而相比之下，建设性的言论则没有那么便捷。
现在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聪明了。
中国的时运，中国的走势，各有各的说法。按照《南方周末》评论员宣称的，现在进入了“拐点”。虽然南方报业总爱做出一副庞然大物的姿态，描绘时局图舆，引领先进思潮，风光之盛，动静之猛，意味之深，端出一副 “我上面有人”的俏娇模样（让人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