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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技能，求身体健康都包括在内。他认为新的军事竞争必将以牺牲像中国这样的弱小开始，要想自存，必须自强，自强必须从不买外货，加强国家经济着手。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必将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对此，除了诱敌深入，然后一鼓聚歼之外，别无他法。他认为：“我们军人，在穿上军装的时候，这生命就属于国家，不复知有身家'性'命，这就是军人的人格。有了这种精神还要发挥出来，才是善。发挥的很好，才是美。”
安毅身边并不缺乏优秀的参谋人才，尹继南、杨飞、黄智、邓斌、赵东全、曲慕辰等人都算得上，甚至赵瑞、丁志诚等人也都可以出任，但是像杨杰学识如此扎实、眼光这么犀利独到的，还真不多见。
安家军系统里，有的是刺头，放到其他地方，或者就会因为种种忤逆之举，被打压甚至闲置。
安毅一向认为，有才华的人多半都有点儿脾气，身为一名领导者，要尽量扬长避短，包涵属下的缺点，发挥其特长。安家军严格的监督制度和经常'性'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可以有效避免军队和'政府'的家长作风，给整个军政体系带来勃勃生机
安毅离开后，蒋介石琢磨了许久，让侍从打电话叫来孔祥熙和宋子文，讨论投资建厂的事情。
孔祥熙面'露'难'色'，说要供应四百余万军队的军饷和弹'药'物资消耗，现在中央'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唯有与安毅集团合作，才能一本万利。
宋子文则说合作可以，但新工厂必须修建在江南地区，这样才有机会收到这些工厂企业的税收，正如从老南昌和江南、江北其他矿厂及贸易公司所抽取的税收一样，这将极大地保证国家的经济稳定。
蒋介石为了给儿子铺路，原本就不想安毅集团势力过于庞大，听了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建议，有些闷闷不乐。
“难道真的离开了安毅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吗？”蒋介石苦恼地皱紧了眉头。
如今国内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安毅集团的影子，这样持续下去肯定不行。
但是，蒋介石又不敢拿安毅怎么样，从安家军与日军、法军、苏军和暹罗军队作战所取得的成就看，这支百战精锐的实力不但没有随着部队的扩大而下降，反而因为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而成倍增加。
“若是叙府控制在我的手里就好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个念头就在蒋介石心目中扎根，到现在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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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七三章 江口议政
第一六七三章江口议政
晨霭笼罩下的上海吴淞口。
安毅拿着望远镜，远望江心中的扁担沙、崇宝沙、头石沙、鸭窝沙诸岛，这些岛屿与崇明岛一比，显得极为渺小，但却如同散落的珍珠一般，分布在浩瀚的长江口水道中，郁郁葱葱，赏心悦目。
安毅转过身，举着望远镜，回望杨行、罗店、月浦三地的要塞群，一片冷'色'调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还有一门门203mm口径的要塞炮，扬着狰狞的黑漆漆的炮口，带给人非同一般的压迫感。
想着这一切均是自己一手打造，安毅心中不由升起一丝豪迈之情。
杨杰这时正在远眺浦东的要塞群，感慨地说：“每次到上海来，我都要看看这些要塞，它们是我们与日本较量的本钱，正是有了这些要塞的存在，长江沿岸的城市才固若金汤，长江中下游平原膏腴之地才得以保存。回想一下，若非小毅斥巨资打造这些要塞，恐怕现在南京还随时处于一片惊惶之中，哪里来的现在的宁静？”
“耿光过誉了！”
安毅谦虚地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我只不过是尽了我的本分罢了。对了，耿光兄，这几日我们深入城市乡村考察，有什么收获？”
“没想到，农村竟然困顿到这个地步了！”
杨杰只觉心中一阵烦闷，放下望远镜，转头看向安毅：“今年粮食明明是大丰收，为什么农民依然朝不保夕呢？咱们到过的村子，十户人家倒有六七户生活艰难，地主豪绅却似乎全然不受丝毫影响，于理不合啊！”
安毅叹息一声：“这个江南集团倒是专门研究过，中央'政府'在市场上大批购进稻米，以供应军队需求，同时由于'政府'滥发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大批的囤积和投机由此而产生，城市居民、'政府'公务人员、教师和工人，购进大量稻米，以防备粮食短缺和更高的价格，而同时，地主和商人积贮稻谷，不投入市场，以期待日益上涨的价格。由粮食短缺刺激起来的进一步的短缺，就这样伤害了民众的士气，并开始使'政府'难以获取必需品。
“大地主从日益上涨的价格中，获得了暴利，但大多数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未得分享这种上涨的好处，因为他们很少有稻米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他们除了缴纳地租和苛捐杂税外，留下自用的粮食只能坚持半年多时间，其余时候得靠野菜和杂粮为食。在我们这几天走访的富饶的长三角平原，能够有一些剩余物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农户不足百分之二十，平日农民会出卖一些杂粮红薯、土豆、玉米等等，但出卖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困境并无多大改善。
“在这方面还应值得认真注意的事实是，那些拥有可销售的剩余稻米的农民，也很少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为他们通常必须在收获后不久便出售，而那个时候稻米的价格是相当低廉的。在我们经过的丹阳、太仓等地，那里的农民们在收获后的两个月内，就会卖掉他们百分之九十的准备上市的稻米。与之相比，大地主拥有保证他们的家庭生活几个月的充足财物家底，他们囤积稻米，不进入市场，直到市面上日益减少的库存促使价格上升时才出手。”
杨杰恍然：“难怪，我说怎么农民丰收后全然不见喜悦，原来根子在这里。”
“不仅仅是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民生艰难，国家税赋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平摊到了农民身上，地主的剥削也日益严重。”
陪同安毅出访的总务处少将处长兼南京情报站主任陈瑜说道：“根据我们第四厅的调查，农民承受的负担很重，今年下半年，地主以粮价上涨和税收增长为借口，与佃户重新谈判土地契约。一方面，他们增加了地租的绝对量，另一方面，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征收货币租的地主，现在也开始坚持要以粮食来支付地租，因为相较而言，粮食比起正在贬值的货币，更有价值和更为安全。佃户们普遍抱怨地主要求他们支付正日益上涨的部分土地税，或是增加租佃押金，当佃户们反对增长地租、押金和税金时，地主们便以那些愿意支付更高勒索的农民取代他们，导致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作为这些各式各样的经济趋势的结果，地主和佃户间的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佃户被从他们承租的土地上驱赶出去，那些仍然留下来的同意付高租的人感到了他们经济地位的衰弱中等农户常常降到贫农地位，贫农降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田赋、减产、不利的价格关系和地租的增加，明显地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地位。但是，'政府'的种种税捐有税金、捐款、征借、征购、征兵以及劳役等形式，却把沉重的负担加到农民身上，这深深地影响了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
“此外，被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摊派多得吓人，有什么‘捐献新兵草鞋’税、‘军属慰问’税、‘防空干部训练’税、‘卫戍部队油料’税等等。还有为救国债券、电线杆、修路、教员米粮津贴、学校设备、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保长行政补贴，军属丧葬费用所征的税捐，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些税捐中，有一些数额相当大，有的比较小。约有四分之一的税捐由中央和省'政府'制定，略少于四分之一的税捐由地方士绅和宗教组织设立，一半以上则由乡村和保甲头目创立。”
杨杰担忧地说：“这个我知道一些，所有税捐之中，据说为军队筹措资金和供应品的征收是最重的负担。此前我们在常熟县考察，听到县长抱怨：军队将领常常命令县'政府'提供经费，而不考虑这些钱是怎么来的。还有，驻军常常需要猪、鸡、木柴、饲料、工具、建筑物资等等，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下达新的摊派。军方有时对征用的食物进行付款，但是只付出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一小部分哎，现在的国民'政府'，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坠落啊！”
安毅摇了摇头：“战争才进行到第二年，若是中央能够及时察觉这些问题，像江西那样加以改革，不难化解日益凸显的矛盾。但看看，现在就连委员长的公子从事改革，也遭到巨大的非议，更别说别人了！我敢说，若是不尽快扭转目前的局面，对农村进行变革，要不了多久，情况还会继续恶化，随着农村中积蓄的矛盾越来越大，必将把农民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到时候悔之晚矣。”
“这也是我想离开的重要原因，党国的未来，看不到希望！”
杨杰满是惆怅：“委员长虽然知道党国的种种弊端，但对于如何挽救，办法却不多。就以党务为例吧，在以往历史上，从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先总理曾多次更改党名，改组党务，平均六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如今，党国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难为功，但委员长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旧的党的机构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又重蹈了以前组织力行社的覆辙，唯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