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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民的目的只是想让日军在诺mén罕死的人更多一点，本来可以通过谍报手段来处理此事，但是思前想后，觉得还是办一个军事专栏、让大家公开讨论好。他相信苏联人、日本人都会注意到这个论坛的。不用自己做任何事，诺mén罕战役都会往大发里发展，直到xiǎo日本主动求和为止。
黄薇回到住处后，把刘一民的建议整理了一下，当即就发给了报社。到了第二天，文汇报社明确回复，同意开办《军事论坛》栏目，并要求黄薇负责联系八路军将领，进行约稿。
到随枣会战结束的时候，文汇报就刊登了开办《军事论坛》栏目和敬请读者朋友来信来稿的启示，把开办《军事论坛》的宗旨、讨论题目、投稿办法一一说明。
接下来几天，文汇报《军事论坛》就开始介绍清朝时期中国领土范围，民国东北、蒙古地理、日本地理，重新刊登蒋百里的文章。
直到诺mén罕事件成了新闻，《军事论坛》风向一转，开始讨论起日苏冲突，登的全部是读者来信。
有一封读者来信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学生，日本鬼子占领华中后到了大后方。我认为日本鬼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野蛮的侵略者，他们人人都应该下地狱。因此，我期盼苏联红军能够狠狠地教训xiǎo鬼子，帮助我们把xiǎo鬼子赶回日本去，让我能够重回学校读书。”
还有一封读者来信写的就不一样了：“蒙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徐树铮1919年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时，蒙古于当年11月17日正式取消自治回归中国。孙中山先生曾电贺徐树铮成就堪比符介子、班超。徐树铮还在外蒙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开办边业银行、创刊日报、注销外蒙官府欠中央政fǔ的旧债、加强中华文化教育，彻底统一了外蒙。今日苏在我国领土jiāo战，宛如日俄战争故事，纯粹是两个侵略者为争抢一块féiròu打架，无任何正义可言。我民国政fǔ应申明对外蒙主权，抗议苏日在我国领土上jiāo战。”
这些口水战的读者来信始终夹杂在每一天的读者来信中，倒是那些分析预测类的来信，虽然都是纸上谈兵，倒也抗议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
比如有一封读者来信就写到：“抛开政治立场，单从军事角度来看，此战苏联红军必胜。原因有三，一是日军陷入关内战场，无法集中全力投入战争。二是日军本身就不是苏联红军对手，从民国二十五年到去年七月，日军一直和苏联红军发生冲突，都已失败而告终。张鼓峰事件就是明证。三是日军狂妄，经常以大队、联队、旅团、师团规模的部队发动战争。当年九一八事变就是这样，卢沟桥事变也是这样。殊不知苏联不是中国，苏联红军也不是东北军和平津地区的29军，xiǎo鬼子这次是死定了。”
有读者就反驳了，说是但从军事角度看，日军未必没有胜算，理由是日军可以扩大战争规模，从其它方向动手。比如向海参崴发起攻击，可以让苏军穷于应付，等等。
到后来，中国一些在大后方赋闲的将领也加入了讨论，他们的观点就有点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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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三七章 枪下留人
第七三七章枪下留人
对于《文汇报》军事论坛上刊登的读者来信和约稿，刘一民暂时看不到，原因是《文汇报》远在重庆，一时半会儿送不到皖东北。不过，刘一民不用看也知道，只要把火烧起来就行了，中国这么大，那么多的能人异士，还怕没人添柴？等着吧，锅会被烧开的。
这件事刚刚办妥，另一件大事又牵动了刘一民的神经。
去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jiān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托‘运动。这个事情刘一民是知道的，只不过他以为这是苏联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斗争在中国**内的反应，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开展的。以现在中央领导的智慧，那也只是一种对斯大林和苏联**的一种响应而已，不可能再象历史上那样制造许多冤假错案了。历史上肃托比较厉害的冀中根据地，经过自己对冀中部队的整编和对冀中区领导人的谈话，应该已经不存在肃托的基础了。加上山东我军战斗任务繁重，刘一民并没有过分关注这个事情，反正山东局和教导师各部队没有搞什么肃托。
等到六届六中全会清算了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王明、康生由于xiǎo组讨论时对刘一民发难，遭到会议批评，康生也调任党校副校长了，不再担任社会部部长了，刘一民更不把肃托当以回事儿了。
这也是刘一民年轻，政治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世界上的事情啊，有的可以略加改变就更发展轨道，有的事情就不一定了。
曾中生、蔡中给刘一民发来了电报，报告说攻占沧县时，冀中我军没能及时配合。经了解，冀中区正在搞肃托。请示刘一民，是不是以刘、罗首长名义制止冀中区的肃托。
紧接着，曾中生、蔡中又转来了冀中军区政委孟庆山的电报，称冀中肃托异常严厉，采取发动军中相互揭发的办法，揪托派分子，牵涉到部队，要枪毙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请刘一民务必设法救救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原来是河北游击军第二师的师长、参谋长、团长，刘一民在南宫时都见过，冀中部队整编时还特意安排了段士增的职务，而且还把孟庆山由原来方案中的冀中军区副司令调整成了政委，怎么现在又出现了肃托呢？冀中能肃托，其他地方呢？
在刘一民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经过对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政治生活趋于正常，很多历史问题都有了正确结论。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淘尽历史尘埃后，人们对他们都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认识。托派问题也是这样，充其量也不过是国际**运动中一个左翼派别。直到刘一民穿越前，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仍然在比利时召开世界大会，而强大的苏联早已经随着苏东剧变烟消云散了。
但是这个时候不同，由于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失败，流亡国外，并被苏联三次缺席判决死刑，托洛茨基的主张被冠以托洛茨基主义，成了反动派的代名词。
由于托洛茨基和他的主张，有了一个专有名词“托派”，是苏联**内托洛茨基派的简称。中国也有托派，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利斗争的产物，根源在于如何指导中国革命。1928年12月，一些因在苏联留学时拥护托洛茨基被驱逐回国的**党员，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出版了杂志《我们的话》，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三个托派组织。到了1931年5月1日，在陈独秀的号召下4个托派组织在上海召开了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后的托派中央，陈独秀为总书记。再后来，到了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叛徒的出卖，陈独秀被国民党特务捕获。1937年8月23日出狱后他公开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以此撇清与托派的关系。失去了“老头子”陈独秀的影响，“中国托派”呈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部分人瘐死狱中，一部分人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有一部分为了生存流落社会，只有极少部分成员还挣扎着进行托派事业。
王明、康生从苏联回来时，正是斯大林以反托洛茨基主义为名搞大清洗的最后阶段。深受斯大林肃托影响的王明、康生，一回国就按照共产国际作出的《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jiān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jīng神，炮制了肃托论，组织领导肃托工作。
此时陈独秀已经出狱，思想发生了变化，两次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叶剑英、博古，提出愿与**合作抗日。
王明听说要与陈独秀合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说，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特务等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成是日本间谍。
王明这个说法原则上是照抄苏联对托派的政策，说陈独秀是每月拿300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则事出有因。主要是因为托派成立后即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也反对**的主张，观点极左，很容易为国共双方所不容。托派的中央委员陈仲山给鲁迅去了封信，还邮寄了宣传品。此时鲁迅已经重病，无法回信，就由鲁迅口授、冯雪峰代笔写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在上海的《文学期刊》和《现实文学》同时发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指斥托派的话：“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
鲁迅的这封信本来是当时左翼文人中论战惯用笔法，就好比有人说鲁迅是领卢布的一样，骂过了就算了。但有人就利用了这一点，当时正是苏联反托洛茨基派的高cháo时期，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厂和发行部设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第第一版，发表一则署名伍平的长篇报道，题为《我们要严防日寇jiān细破坏我国人民团结救国运动，请看托陈派甘作日寇jiān细的真面目》。为加强这篇报道的政治张力和新闻导向，报纸还在头版头条配发题为《甘作日寇jiān细的托洛茨基派》的社论，在国际上把陈独秀和托派说成了日寇jiān细。
王明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说陈独秀是汉jiān就是从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