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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民间联合会”的某位领导人请教问题，后者总是洗耳恭听，然后脱下帽子，耸耸肩膀，竭力显示自己并非什么领导人物，也不大了解情况。
只要走过来一个穿制服的拉脱维亚人；会长们也就跟所有的侨民一样，脸上立刻露出讨好巴结的笑容。
但是，除了两三名铁路员工外，站台上并未出现过什么重要角色，可以让人对之表示一点恭顺，献上一点殷勤。
火车进站了。列车员都站到车厢门口，打开手里的涂布票夹——一个公事包，里面有许多小格子。
共有三节车厢专给移民乘坐，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敢坐进去。大家在等候命令。谁的命令？他们不知道。列车停在轨道上，列车员等在车门边，乘客站在月台上。在这奇怪的僵持气氛中，只有那座形状象汽油桶似的车站大钟上，长矛般的秒钟沿着字盘在颤悠悠地走着。
一名铁路工人打这里经过，惊讶地问道：“公民们。你们干吗站着呀？再过十五分钟就开车了！”这时全体乘客才象听到了一声严厉的命令，你推我挤地一齐向车厢冲去。
传来了叫骂声和箱子在过道里碰击的声音。无论是“联合会”的领导人，还是普通会员，不分尊卑高下，人人抢先进入车厢。谁力气大，头脑机灵，顽强凶狠，谁就捷足先登。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不对号入座的车厢，尚属情有可原。不想头等车厢的乘客们也挤得你死我活，叫人莫名其妙。他们的座位谁也无权占有，然而他们却挤得比谁都凶。这班归侨吵吵嚷嚷地挤进车厢，各人占据了一块所谓生存空间之后，马上就规规矩矩地安静下来。群情汹汹的时刻刚一过去，他们脸上又恢复了唯命是从的表情。旅客们把列车员当作上司，对他们拘拘束束，笑容可掬，神态紧张地等候他们发出什么指示。
现在旅客们从车厢里不安地瞟着月台，等着那里出现某个可以随心所欲处置一切的最重要的人物。
这时月台上走来一个穿军装的拉脱维亚人，几百道惊恐不安的目光立刻集中到他身上。这个人从列车旁经过时，旅客们好奇地打量他，甚至从座位上向他欠身致意。
军人走近报亭，那儿坐着个挺漂亮的女售货员。他把胳膊肘儿支在柜台上，摆出一副稳稳当当的架式，让人一看便知：小伙子是既来之则安之，一时走不了啦。
铁架子上的大钟刚刚把它那精工锻造的樱花铁针指到发车时刻，火车便开动了。移民们开始了通常的旅途生活，与这一班长途列车上的其他旅客没有什么两样。
只有一点让人觉得奇怪：他们没有跟任何人告别。这三节车厢前面没有站台上常见的那种忙乱、呼叫、祝愿和拥抱。列车离站时，乘客也不探出窗外，挥手绢，送飞吻。没有一个人来为他们送行。他们现在要永远离开拉脱维亚了。对许多人来说拉脱维亚是故乡，他们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人人各得其所，对未来的安定生活充满了信心。在拉脱维亚，他们不曾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饱赏的艰难困苦。现在他们和祖国联系的纽带，仅仅是一种感伤的浪漫主义爱国心，以及对德国古老传统的虔敬心理。多年来他们欣慰地感到，在拉脱维亚这块土地上可以安居乐业，比国内的同胞们强得多了。他们庆幸的是，德国国内那些政治风暴并不能决定他们的命运。
长期来，“波罗的海地区德国人民间联合会”只是普通德国劳动者的一个文化团体。这些德国人对自己心目中所有真正的德国事物都怀着一片拳拳之诚，他们入会就是为了在其中寻求安慰。但近几年来，希特勒德国的精神在“联合会”扎了根。该会各级领导都成了大小“首领”，他们仿效德国本土同胞的所作所为，采用残忍奸诈的手段在拉脱维亚推行独裁统治。
除了少数人曾在乌尔曼尼斯恐怖时期公开与法西斯分子进行英勇斗争并遭到处决、监禁或被迫转入地下之外，多数侨居拉脱维亚的德国人都已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屈服于大小首领的压力。这些首领们拼命要表示效忠第三帝国，采取了种种丧尽天良的公开和秘密的手段。
虚伪，懦怯，奴性，狂热，以及不仅要统治拉脱维亚人，而且要统治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各国被奴役人民的野心，凡此种种，都成了“联合会”会员刻骨铭心的东西。于是沉渣泛起，各种暗藏的劣根性纷纷暴露无遗，至少对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在拉脱维亚一向严守德国小市民道德规范的人是如此。
三节车厢里的乘客只是表面上平静下来，和气的笑脸上还透露出焦虑不安的神色。
一些人担心，不知道祖国会怎样接待他们，他们能否过上在拉脱维亚那样的太平日子，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污点”会妨碍日后当一名帝国新良民。另一些人确信自己为帝国立过汗马功劳，定会得到很高的嘉奖，但又怕不能顺利地通过国境。第三种人是少数，他们暗暗为离开拉脱维亚而感到由衷的悲哀。拉脱维亚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园，依依深情，一朝舍去，怎不叫人黯然神伤。
这，人都互相戒备，生怕暴露出各自的真情实感而招致麻烦和断送前程，他们早已习惯于用虚伪的面具来掩饰一切。因此，移民们在火车上尽量和通常的旅客一样，显得无拘无束，若无其事。
……约翰·魏斯并不急于到硬席车厢里抢个座位。他站在月台上，把帆布旅行包放在沥青地上，他不愿和旅伴们挤来挤去，耐着性子等候轮到自己跨上车厢踏板。
这时帕普克突然走过来，把一个硬化纸板的手提箱放在魏斯的旅行包旁边，手里则提着一只皮箱。
帕普克不跟魏斯打招呼，装着不认识他，只顾看着大伙儿上车。冷不防帕普克一把抓过魏斯的旅行包，飞快地朝软席车厢奔去。
魏斯以为帕普克错拿了他的旅行包，连忙提着帕普克的箱子追上去。可是帕普克恶狠狠地对他吼道：“干吗把你的箱子塞给我？自己找搬运工去！”
魏斯只好走进自己的车厢，占了个上铺，把帕普克的硬化纸板箱子搁在床头。
这一情况叫魏斯十分为难。起先他以为帕普克耍这个把戏，是要查看他旅行包里的东西，不久就会送还给他，也许还会认“错。赔不是。可是后来魏斯越想越觉得不妙。边境的海关人员一定会开箱检查，一旦发现违禁品，箱子的主人就不能出境，现在魏斯是这只箱子的主人了。
把箱子扔掉，或乘机塞到别的乘客的座位下面，这样做帕普克就要破财。自从冯克回国、同他中断了联系之后，利用帕普克的好感是很重要的，魏斯可不能轻易丢掉这种关系。
魏斯绞尽脑汁，要找到一个办法摆脱帕普克设在他身上的圈套。他从铺上垂下腿来，拿出口琴，摇头晃脑地吹起一支蒂罗尔地方小调，所有男人都知道这支小调的歌词，只是在女人面前不大好说。谁知妇女们听到这支曲子后，竟然向这个公开表示归国之乐的调皮小伙子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一个精瘦的德国青年斟了一塑料杯白酒，递给魏斯。
“为元首健康干杯！”他祷告似地把眼睛一翻。“元首需要我们这样的棒小伙子。”
“万岁！”约翰伸手行了个纳粹礼。
瘦子厉声警告他：“我们还没有到家、”说罢冷笑一声：“我俩非亲非故，一会儿别忘了把你的酒也给我一杯，否则就不够意思了。”
一个肥头大耳、后脑勺刮得很干净的中年旅客嘟哝道：“你说的对。我们在拉脱维亚还可以摆摆阔气，回国以后就不该大手大脚。”
瘦子挑衅地问：“你是说，在拉脱维亚有吃有喝，在帝国就没吃没喝，是这个意思吗？”
这位举止庄重的中年旅客眨巴着眼睛，立刻露出一副可怜相，脸上汗涔涔地向瘦子解释道，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想说，在拉脱维亚应当多吃一些，给当地人少留些食品，回到德国就应当少吃一些，给国防军的勇士们多留些食品。
“得了得了，”瘦子说，“就算让你溜掉了。可是你得请我和这个小伙子的客。这事才算完。”他朝魏斯点点头。“我俩要吃顿好的。你们这些大腹便便的家伙能够款待一下未来的国防军士兵，应该引以为荣。”
布鲁诺走进魏斯的那个房间，发现里面正在大吃大喝。中年人拿出了一篮子吃食，自己垂头丧气地缩在座位边上，把桌子让给了两个年轻人。
布鲁诺揭了揭蒂罗尔礼帽，祝大家胃口好，忽然在旅客中发现了魏斯，马上扑过去一把抱住他，这意外相逢使布鲁诺快活得眉飞色舞。布鲁诺急不可待地向魏斯打听好多熟人的情况，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知道的消息告诉魏斯。
魏斯出于礼貌，只好请他一起到过道里去，因为并非所有的旅客都受得了他那尖锐刺耳的大嗓门。
布鲁诺连声道歉，又揭了揭他那顶插着鸡毛的好笑的礼帽，露出白皙的秃顶，然后把两只手掌支在耳朵边解释道，他说话大嗓门是因为不久前患了中耳炎，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清，现在耳朵治好了，说话的习惯却改不过来：一会儿象个司务长在操场上大喊大叫，一会儿又轻得连最亲近的人都要见怪。布鲁诺不住地并脚鞠躬，一再告饶，最后亲亲热热挽着魏斯的胳膊走了。
他们从过道来到车厢接头处，网纹铁板在脚底下嘎嘎作响，风从折叠帆布的缝隙里呼呼地刮进来。
魏斯凑在布鲁诺耳朵上，把帕普克那只手提箱的事告诉了他。布鲁诺点点头，马上到隔壁车厢里去了。他那副样子，仿佛听了魏斯的一席话之后，再也不愿跟这个倒霉家伙来往了。
然而没过多久，布鲁诺又回到魏斯的车厢，把一只小篮子放到魏斯的铺上，紧挨着帕普克的硬化纸板箱子。布鲁诺说，他离开自已的座位到这儿来，并不是想挤走哪位旅客，大家尽可放心，他就是爱凑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