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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希姆莱已习惯于屈从更加强有力的人物，而海德里希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然而，希姆莱在当了第三帝国保安局局长之后，却成了比海德里希更加可怕的人物。他非常害怕引起元首的不满，因此他工作的唯一方针就是力求预先料到元首有什么打算。因而他有时就表现得象个十足的迫害狂，就连希特勒有时也不能不对自己的主要助手过于仓促行事表示惊奇。
通常希姆莱为了使元首无法反驳，他总是引用元首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或者演说中的引文来证明自己正确，好象他是据此才签署判决书的。
元首喜欢这样的人，这种人善于收集他无意中说出的每一句话，并能郑重宣布他的话就是新法律的不可更改的条文。希姆莱就看透了元首的这个弱点。
但是，希姆莱同希特勒的交往越多，从希特勒身上发现他从前的首长海德里希的那种特点（也就是他本人的特点）就越多。于是希姆莱便逐渐对希特勒产生了不可告人的妒忌心：原来他本人是能够成为帝国的第一号人物的。本来就不该让他充当第二号角色。
希姆莱最宠信华特·舒伦堡。希姆莱只是在完全确信这个青年人具有始终不渝的、坚定的行为准则之后，才开始信任他的。舒伦堡工作不是为了德国，不是为了第三帝国，不是为了纳粹党，甚至不是为了元首。他工作只是为了某一个人，他对此人寄托着自己的全部希望。他勤勤恳恳、忠贞不二地为此人卖命，工作出类拔本。为了嘉奖他的无限忠诚，此人给了他应有的一份权力。
在他看来，此人便是希姆莱。
作为一个相当高明的政客，舒伦堡对希姆莱的长处评价不高，对他的卑鄙品质却了如指掌。不过，他明白，现在担任第三帝国保安局局长职务的是未来新元首的候选人。此人掌握着控制帝国的全部秘密机构，而独裁政权整个制度的巩固就有赖于秘密机构的错综复杂和无孔不人的体系及其镇压力量。
舒伦堡早在1939年便跟一小伙同僚同英国情报机关有了接触。当时，他们伪装反对现政权的德国军官同英国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鉴于英国官方人士对他们密谋反对希特勒一事很感兴趣，于是他便产生了打入英国政府最高阶层的想法。希特勒赞同这种想法，而英国同行则向舒伦堡保证，一位官方高级代表最近将从英国前往荷兰同他会晤。希特勒也已知道此事。
11月8日，在贝格勃劳凯勒假造的谋害元首的炸弹爆炸案发生前几小时，海德里希突然下令停止同英国间谍机关举行的秘密谈判。英国联络军官被绑架并被押送德国。
行动计划顺利完成了。德国宣传机器把希特勒吹得神乎其神，说他得到上帝的亲自庇护，说英国人是制造这一空前罪行的罪魁祸首，并使荷兰大为出丑。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激起德国人的狂热去实现早已预谋的战争计划的一个前奏而巳。
但是，舒伦堡建立的这类“功劳”早已成为过去。
在苏军的一连串打击下，法西斯帝国的大厦摇摇欲坠。盟国军队已经登陆。德国的头子们（其中也包括希特勒本人）迫不及待地竞相同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了秘密外交交易、每个头子都自封为新帝国的首脑，都保证把对苏战争继续进行下去，都要求英美两国给予支持。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德国将采取哪种方式向西方投降；德国应该让出它的哪一部分战利品。
这些日子，舒伦堡一直同希姆莱形影不离，一面鼓励和催促他作出取代希特勒的决定，一面代表这位未来的新元首在斯德哥尔摩同英美两国的秘密外交代表举行谈判。舒伦堡还把其中的某些代表带到希姆莱在赫恩里亨的总部，在那里他们可以绝对安全地同党卫队首脑讨价还价。
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作，党卫队少将舒伦堡需要一批能忠实、可靠、迅速完成他所提出的任何任务的人。
阿尔弗雷德·费尔格弗必须从直属于华特·舒伦堡的特别行动组中选拔若干人。
约翰·魏斯在狱中表现坚定，这证明他对舒伦堡绝对忠诚。然而，费尔格弗并不急于作出最后决定。他越是感到魏斯合意，就越对魏斯的沉着和良好的表现持怀疑态度。费尔格弗有一个基本信条：一个人金玉其外，往往败絮其中。他的经验证明：一个人越卑鄙无耻，他就越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各种表面的礼节和道德准则。
一天晚上，费尔格弗邀请魏斯在汪泽湖的小船上同他见面。
后来在魏斯划船时，他问魏斯当过水手没有。
魏斯说，他从前在里加住过，常常随自己的朋友海因里希·施瓦茨科普夫出海。
费尔格弗轻蔑地说：“他是党卫队中校、很有办法的粮店老板维利·施瓦茨科普夫的侄子吧？我想，他在党卫队中搞总务工作发了一笔大财。”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是个老党员，”魏斯说。
“所以他才发了那么一大笔财，成了富翁！”
“他生活很俭朴。”
“他住在哪里？”
“住在自己的私人公馆里。”
“您去过他那独门独院的新居吗？”
“我只踉海因里希要好。”
“不必要。选择朋友不能凭个人的好恶，而要看他在帝国中的地位。”
“不过，我岂敢提出要和元首交朋友，”魏斯微笑着说。
费尔格弗哈哈大笑，但他的眼神仍然是冷漠的。他突然一本正经地问道：“您坐牢的时候，真的准备为舒伦堡献出生命吗？”
“那么我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魏斯反问了一句，“我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背叛他。”
“您说得很对，”费尔格弗表示赞许，“其实，您知道，那些自封为英雄的人是不能使我相信的。这总有点儿反常。还有个问题：您认识哈克吗？”
“认识。”
“您能谈谈他的情况吗？”
“他是个胡涂虫。”
“能详细谈谈吗？”
“若是您知道他的什么别的情况，那就请吧！……”
“您究竟对他有多少了解？”
“我想，不如您。”
“嘿，不见得吧！”费尔格弗生气地说。“有这么一回事儿：哈克供出，他曾经表示愿意让您取走保险柜里保存的档案。”
“‘供出’是什么意思？难道有人审问过他吗？”魏斯问道。
“现在我要审问您。”
“审问什么？。
“为什么您拒绝从他那里取走档案？难道您知道档案关系到什么人吗？”
“正因为如此，我才拒绝取走，”魏斯答道。
“再确切些，”费尔格弗说。
“假如我把档案拿到手，我早就被人干掉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不错，”费尔格弗肯定地说。
“这就是我对您的问题的回答。”
“那您为什么不报告呢？”
“向谁报告？”
“向首长。”
“如果舒伦堡不想用任何人都不该知道的有关元首的某些材料引火烧身的话，那他会怎样处理我呢？只有干掉我。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若是他想了解档案呢？”
“那么他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件事呢？即便如此，他也会干掉我的。”
“听我说！”费尔格弗的嗓门提高了。“我很喜欢您，您简直是个聪明的胆小鬼。”
魏斯肯定地说：“无需讳言。干我们这一行，保住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不去预料将来叫你干什么，而是干现在叫你干的事情。”
“妙极了，”费尔格弗轻松地说，“不过，您也许还是有所要求吧？”
“也象大家一样，”魏斯叹了口气，“但愿向我发号施令的人越少越好，而听我发号施令的越多越好。”
“好极了！”费尔格弗十分高兴，“您简直是发明了一个使每个人都能受到鼓舞的万能公式。”接着他又提高嗓门，有点装腔作势地说：“一个人只有行使支配别人的权力，才能认清自已的身份。而杀人，这也是权力本身的一种体现。”
“太好了！”魏斯说。“可以认为，您这是帮助元首在撰写《我的奋斗》。”
“这本书写得很糟糕，书中没有完美地运用丰富多采的德语。”
“这是党的圣经。”
“您不要钻我的空子，”费尔格弗用讥笑的口吻说，
“用词隐晦只能使政治文献的涵义含胡不清，而政治文献的每一句话都应准确明了，精辟透彻，象子弹一样射入人的头脑。”
“说得对，”魏斯表示同意，“您非常善于使用铿锵有力的词句。”
“若不是我和华特有着多年的交情，我早就施展出我的理论家的才能了。”
“罗森堡怎么样？”
费尔格弗皱了皱眉头。
“戈培尔有一次说了句很俏皮的话：‘在我们的纲领中，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来捉鸟的笼子。’不过，我认为罗森堡滥用社会主义术语也太过分了，因此，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使德国的企业主和金融家不敢接近我们。”
“那么现在呢？”
“您也知道，企业和金融寡头同‘七月二十日密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不过，帝国武装和军工部长斯佩尔对他们参与密谋一事严禁进行调查，这显然是经元首同意的。不管怎么样，国家的军事经济掌握在他们手中，而这可以影响整个国家。”
小船靠岸了，魏斯伯费尔格弗跌入水中，扶着他，帮他上了码头。
他们来到岸上时，魏斯问道：“您对我还有什么要问的？”
“对不起，”费尔格弗不无歉意地说，“同您度过这段时光，我真感到高兴。”
“不，”魏斯斩钉截铁地说，“这样的时光，我们现在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
“好，”费尔格弗说，“现在我对您没有任何怀疑了。”
“我想知道的也只是这一点，”魏斯心满意足地说。“您可以相信，您的洞察力这一次并没有欺骗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