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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连忙说：“我没有去过东线。”
“不过，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您接触过俄国战俘，观察过他们，并且知道他们在集中营里建立秘察组织，这一切我都有些兴趣。尽量给我们讲讲吧，”上校说。
魏斯开始时讲得很拘谨。后来古戈出去了，施道芬堡的提问变得愈来愈坦率。他的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好奇。魏斯隐约感到，他甚至有些赞赏俄国战俘在集中营里进行的英勇斗争。
魏斯介绍这些情况，仿佛只是为了说明一下，军事情报局对苏联战俘的工作是非常艰巨复杂的。他说到战俘们顽强不屈、政治信仰坚定不移，似乎在替军事情报局训练间谍的工作收效甚微作出辩解。
魏斯讲了苏联侦察员营救四名德军死囚的经过，给施道芬堡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批战俘从德国工厂逃走的故事也深深激动着他。这些战俘被抓到后，在严刑拷打下不肯供出协助他们逃走的德国工人。本来他们可以随便说出几个德国工人的名字，这些工人将同他们一起被处死。俄国人这样不仅能少受刑讯之苦，也能向凶残的德国人施行报复。
施道芬堡聚精会神地听着；一种出自内心的激动使他那嘴角布满愁苦皱纹的疲惫的面容显得比较柔和了。他问道：“您认为在战俘和外国工人中间已经有了抵抗组织吗？”
“也许。”
“那么它们同德共地下组织一定有联系。”
“这些问题是盖世太保的事情，”魏斯说。
施道芬堡似乎没有听清魏斯的话，若有所思地说：“他们必定同苏军指挥部有联系……”
如果古戈这时不回来，也许魏斯能进一步了解施道芬堡对战俘抵抗组织发生兴趣的原因。
施道芬堡见古戈进来，立即改换了话题，对他说：“魏斯中尉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谍报人员，一席谈话使我受益非浅。”他目不转晴地望着魏斯，赞许地说；“您物色人才的方法确有独到之处。”
魏斯只好点头，心中暗暗吃惊：他压根儿没有对上校谈到过物色人才的方法。
告别时，施道芬堡将左手伸给魏斯，说：“很高兴以后再见到您。”
然而，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魏斯担任出入瑞士和瑞典边境地区的信使，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每次出发都有一个受到特殊信任的特工来到车前，亲手把一包东西放进装在车里的保险箱里，然后用自带的钥匙锁好。保险箱的第二把钥匙由古斯塔夫掌管。第三把钥匙是魏斯取下模子后从教授那儿拿到的。有一次，他装作帮忙，从那个特工手里接过钥匙打开保险箱，趁机取下了钥模。
现在教授时常派人在途中接迎魏斯。他打开保险箱，在行驶中把文件包递给来人，然后略略减慢车速，等教授的人在预定地点赶上他，仍旧在行驶中交还文件。无缘无故的停车会引起怀疑。魏斯知道车上装有停车记录器。他也知道，开启文件包取出文件的技术稍有差池，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这些利害，教授派来的人也明白。一切进行得非常迅速，甚至来不及看清来人的面孔。只有一次，骑摩托车的联络员风驰电掣般赶上魏斯，悄声对他说：取走的文件已由总部转交苏联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件内容无可辩驳地证明：华盛顿、伦敦当局的某些要员背信弃义，粗暴地破坏了同盟国政府首脑所承诺的义务。美英两国首脑被迫承认了这一事实。
这是一些怎样的文件，魏斯并不知道。也许是些照相复制件，记载着帝国统治人物希特勒、希姆莱、戈林、戈塔尔、里宾特洛甫之流向盟国提议单独情和的条件；也许是反希特勒的帝国反对派集团向盟国提出的关于未来政府组阁的备忘录。不管这些反对派集团如何千差万别，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对盟国和帝国来说，最大的危险在于苏军打进德国本土以及德国人民为建立新德国而进行的革命斗争。这些集团都认为，只有向西方大国投降并在德国建立军事专制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古戈·伦别格也跟魏斯讲过这样的话。
魏斯知道，帝国首脑人物都在各自单独地进行秘密谈判。各反对派集团也是如此。进行谈判的各方都在相互监视，为了探明另一集团向盟国开出的投降价码，他们不惜绑架、拷打、杀害任何一个有关的人，即使这个人没有直接参与上述交易，而只是一名信使或联络员。至于拍板定价的那些人，他们则永远逍遥自在，不必担心有任何危险。
反对派集团有两名信使在不同的时间被盖世太保的密探拿获。一名信使企图越过瑞士国界，另一名打算进入瑞典。他们携带的文件落到了希姆莱手里。信使未被处死，只给他们定了货币走私的罪名。魏斯由此得出结论：希姆莱了解这些反对派的底细，但出于某种原因不愿制止他们的活动。
魏斯不知道，在他交给联络员拍照的那些文件里，有一份德国秘密外交使节同杜勒斯谈话的记录，内容涉及到未来德国新政府首脑的人选问题。杜勒斯提到了海口里希·希姆莱的名字。他预料希特勒手下的这位帝国第二号人物日后可能成为帝国的头号人物。希姆莱具有无情地使用暴力的丰富经验，德国投降后，他比谁都更能镇压国内的一切民主运动。
魏斯知道，盖世太保保安处处长、党卫队上将缪勒渴望登上全国总队长的宝座，他在不久前逮捕了一名为希姆莱向杜勒斯递送急件的特工。缪勒将这份急件的内容报告了希特勒。希姆莱好不容易才推卸掉责任。现在缪勒和希姆莱势不两立。缪勒对舒伦堡私派的人员处处跟踪不舍，因为舒伦堡受到全国总队长的特别信托，正在代表他进行秘密谈判。
第六十一章
魏斯突然接到去伯尔尼的命令。古斯塔夫拿出一张照片给他看，一边说：“您要绝对服从这个人或者他为您指定的另一个人。他的安全完全由您负责。所以您得查明是否有人在监视他。采取一切手段除掉监视者，不管这个监视者是谁。也可能盯梢的是整整一个小组。即便如此，我同样借重您的勇敢，”古斯塔夫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您能活下来，就不必为前途担忧。即使瑞土法庭以杀人罪判决您死刑，我们也可以不费多大力气使您获释。瑞士政府十分清楚，元首当初认为不必占领这个国家，是出于某种特殊的考虑。这个国家过去和将来都为我们所用，服务于我们的目的。”
“不要忘记，那些盯梢的家伙也会接到同样的指示来对付您。我想您是聪明人，一定明白这些人并不是我们的交战国派来的特工。您要小心谨慎地应付我们的这些同胞。再说一遍：无论他们是谁，无论他们是哪方面的，时刻记住我上面说的话。”
“您会领到一大笔英镑，”古斯塔夫笑笑说。“不过请放心，由于您这次任务很重要，钞票都是伦敦金库的真品。您不是受过伤吗？可以到那边去治疗一下。多给大夫点钱，他会找出毛病给您治的……”
拂晓，汉莎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将魏斯我到苏黎世。当天他乘一列柴油机车牵引的特快列车抵达伯尔尼，在一家旅馆下榻。他随身带着荷兰护照和德国流亡侨民的证件，但旅馆看门人和瑞士警察都没有要他办理登记手续。
伯尔尼是座气氛安定、令人神往的城市，数百年一直诸事顺遂，仿佛是个自然保护区，脱离于战火纷飞的世界之外。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还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那个样子。
这里官吏聚居、使馆林立，也是情报机构和特务间谍赝集之地。各国谍报人员尽量模仿伯尔尼市民那种慢条斯理、拘礼客套的风度，象他们一样珍惜每一个瑞士法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
魏斯向旅馆租了一辆老式双座菲亚特牌敞篷轻便汽车，在城中慢慢行驶。他对大小街道都很留心，倒不是为了观赏市容，而是以防万一，在保护那个人的时候免得遇到麻烦。魏斯不久就发现了那个人。他正在观赏十四世纪建成的伯尔尼古代市政大厦。
这是一个贵族模样的老头儿。他的游伴是个年轻女人。老儿头操一口流利的法语，很容易被人当成个法国人。
在古斯塔夫给魏斯看过的那张照片上，老头儿蓄着一撮希特勒式的短须，现在他却留起了长得多的德皇式的翘胡子。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许多上了年纪的柏林人蓄起了帝制时代的老式胡须。
魏斯停住车，也开始观赏市政大厦。等老头儿和女伴走过来时，他故意大声地称赞这座古老建筑。
老头儿注意望望魏斯的脸，看来他也熟悉过魏斯的像片。他咬咬嘴唇，微微一点头。这个动作并非暗号，显然是他同别人打招呼时的傲慢习气。他两眼瞧着别处，随口说：“如果您不想欣赏这座古代建筑，何必勉强自己呢……”
这个人就是元首授权同杜勒斯会谈的霍亨洛厄公爵。魏斯后来知道公爵在这里并没有受到任何方面的威胁。卡纳里斯和舒伦堡派魏斯到伯尔尼，是想让公爵明白：他们已经了解他此行的意图，所以叫一名特工来当他的体面保镖。
但杜勒斯说过，他宁愿接待“一些更有前途的党卫队人士”。根据古斯塔夫的吩咐，魏斯需要关照的对象，正是这种“有前途的人士”。
晚上，魏斯来到美国公使馆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在这里遇见了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少校穿着便服，脸孔消瘦，忧心忡忡。看到他这副模样，魏斯实在不想对这位从前的上司表示过分的恭敬。魏斯悄悄走到少校背后，拍拍他的肩膀。施泰因格里茨身子一缩，急忙将手伸入衣襟。
魏斯捏住他的手。施泰因格里茨抬眼一看，不禁笑逐颜开。
他们不分彼此地交谈起来。魏斯知道施泰因格里茨一定会打听他为何来伯尔尼，就装作不满意的样子对少校说，他这次的任务枯燥无味，纯粹和钱财打交道。
施泰因格里茨表示同情：“瑞士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