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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祖鲍夫替换我？”埃莉扎反问了一句。“你也真会识人！他根本干不了这种严肃的组织工作。”
“对不起，”魏斯生气了，“你要知道，他手下现在有整整一个小组，而且干得很顺手。不久前他们干掉了间谍学校几个学员。有五个准备空投到我们后方去的间谍，在去机场的路上也被他们打成重伤。”
“不下，”埃莉扎毫不让步，“我坚决反对祖鲍夫来。”她忧伤地说：“等战争结束后我才到巴库里亚尼去看看，休息一下。”说罢轻蔑地一扭肩膀：“如果让祖鲍夫到那里当个滑雪教练，那倒是再合适不过了。让他带着一身发达的肌肉去吧。”
兰斯道夫的老朋友古戈·戈尔费尔德来到华沙。他是“奥佩尔”公司一家工厂的经理，该公司已在美国康采恩“通用汽车公司”入股。
戈尔费尔德是回国途经华沙的。他在顿巴斯出了很长时间的差，同那里的党卫队司令部就尽快恢复当地某些冶金企业的问题进行了谈判，因为近来公司生产新型坦克的特种钢材不够用了。
但他在顿巴斯遭到了一次失败。一个三十年代被判过刑的苏联老工程师，刑满释放后在戈尔费尔德感兴趣的一家工厂里搞普通供应工作。德军司令部考虑到老头子有一段“光荣”历史，另眼看待，派他担任该厂总工程师，连德国职员都得听命于他。戈尔费尔德对此人寄予极大的希望。
这个人对那些在刺刀威逼下到工厂干活的苏联工人确实非常严格，甚至达到了残忍的程度。革命前他就在这家工厂的旧厂主手下供职，当年他强迫下属拼命干活，弄得工人们几次想杀死他。
盖世太保为他派了保镳，给他高薪，甚至还让他去德国考察某些新技术。
总之，这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发现，用这家工厂的钢材制造出来的机器零件常常因出现裂纹而过早地报废，坦克钢板遇上苏联炮弹，就象汽车挡风玻璃遇上扔过来的石块一样。
经过长时期相当复杂的分析，德国人终于查明，原来是总工程师在炼钢时放入了某种添加剂，把金属破坏了。
他们把总工程师送到柏林，派最内行的审讯人员进行调查。这个瘦弱的老头儿饱受严刑拷问始终沉默不语。看来他是打算把毁掉金属的秘密方法带进坟墓里去。最后德国人用麻醉剂制服了他的犟劲。老头儿在迷迷糊糊之中笑嘻嘻地说出了添加剂的配方。使用这种添加剂能在金属中造成极细的裂纹，连最精密的光学仪器也无法从磨片上发现。他夸口说，是他亲自把纸包扔在沸腾的钢水里，从没要别人帮忙。
老头儿被判处死刑，但告诉他，只要他答应重新与德国人合作，就可得到赦免。
“你瞧，”戈尔费尔德唠落叨叨地说，“这个无耻家伙竟敢说，事到如今他才为过去的迷误深深懊悔。他后悔没有在革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苏联人民，贡献给今天要把苏制坦克开到柏林城下，给德国以最后一次沉重历史教训的苏联人民。”戈尔费尔德忧心你忡地问兰斯道夫：“你对此说有何感想？”
“对这个老头子吗？”
“不，对苏联的坦克。”
“技术问题是你的事，”兰斯道夫不作正面回答，却反问他：“你对俄国人有何看法？”
“他们会继续打下去。”
“不，我指的是占领区的俄国人。”
“对不起，研究敌人心理——这可是你的事，”戈尔费尔德笑了一声说。
兰斯道夫若有所思地咬咬干瘪的嘴唇。
“我们在战略上犯了个大错误。”
“你是在批评将军们！”
“不是，”兰斯道夫显得有点感伤。“将军们拟定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是军事科学思想的顶峰。军事情报局向将军们提供了有关敌人的装备和军事部署等各方面的情报。问题压根儿不在这里。”
“在哪里？”
兰斯道夫蹩起额头，眉心仿佛刻上了两道深深的皱纹。
“我研究俄国人，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怎么说才好呢——有着人类的某些共同缺陷：贪生怕死，好逸恶劳等等，这是生物的本能。这种人是少数，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他们没有在某种情况下苟且偷生、甘作奴隶的心理属性。
最初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后来，你知道，我还不敢完全相信这一结论，因为信服了这种道理就会丧失我们自己的许多信念。我逐渐产生一种想法：这个民族把自由看得与生命一样宝贵。”
“你经过如此仔细的观察，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戈尔费尔德问。
兰斯道夫没有理会他的讽刺。
“结论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不消灭苏联人，全世界都会害上这种流行病。甚至西方人也会学那个俄国老工程师的样子：一开始仇视并反对苏维埃政权，后来却为了它能够打败我们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抛弃种族的偏见。要不借一切代价保持住有产者与无产者两者关系的稳定结构。在当前推行德意志纳粹主义只会疏远某些本来可能成为我们盟友的人。”
戈尔费尔德会意地笑笑。
“一般说，奥佩尔公司是明智而有远见的。它的票据上没有卐字徽。现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坦克和奥佩尔公司的坦克正在非洲交战，德国坦克手和我们的敌人都驾驶这两种坦克。根据两个公司事前的协议，敝公司的产品和我们同行的产品在质量上完全一样。我以为，这是在给未来的民族团结奠定基础，不管这场战争的胜利属于谁。
我们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取得了经验。你记得吧，美国和英国花了几十亿的美元和英镑，使我国战败以后的工业反而比刚参战时强大得多。万变不离其宗啊。”戈尔费尔德最后用一种过于甜蜜的语调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把神圣而伟大的圣经格言牢记在心。”
兰斯道夫想请朋友游览一下华沙近郊，就让魏斯替他开车。魏斯坐在方向盘后听着他俩谈话，尽量不漏掉一个字。
他从谈话里汲取到许多有用的情况。例如，他知道了德国奥佩尔公司向美国汽车通用公司提供一种坦克发动机上用的新式滤油器——坦克在非洲沙漠上行进时，老式滤油器常常被脏物堵塞。作为交换条件，正在非洲同英国人交战的隆美尔元帅从美国公司那里得到一种新润滑油的配方，这种油在高温下非常稳定，对于在灼热阳光下行驶的坦克和汽车是极为重要的。
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把交战国双方公司之间的这种商业性互助称为叛变。生意人对此有自己的说法：协议双方应该严格履行各自承担的义务，即使两国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也不能违背这些义务。
兰斯道夫在谈话中对利用战俘当间谍这种作法流露出怀疑态度。魏斯认为这倒不是他精明洞达，而是谨小慎微。谁都知道，由于希姆莱大耍阴谋，卡纳里斯又被元首痛骂了一顿。卡纳里斯曾把间谍搞到的一份苏联新式坦克图纸交给希特勒。可是，按照这张图纸用相应的装甲钢造出来的坦克，却在教练场上让德国反坦克炮打成了碎片，魏斯可以把德国反坦克炮的成绩全部归于自己，出为是他为这次行动周密细致地训练了一组人员，而一名特工在他的帮助下将坦克图纸及钢材配方送到了应该送去的地方。
苏军收复罗斯托夫市时，德国坦克在与苏联坦克的决战中损失惨重。
兰斯道夫认为只有在柏林才能比较安全而有效地施展自己的才于，早就在寻求机会从瓦利司令部调往柏林。戈尔费尔德来此对他很有好处，可以通过戈尔费尔德让希姆莱想起他兰斯道夫，也许希姆莱能及时把他调回到决策部门。
魏斯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交给他的各种任务，这与整个军事情报局机关办事精确的工作作风是相符合的。最近各条战线的形势对德军相当不利，不久前在俄国遭到的损失已经无法弥补。德国的盟友怨声载道。德国城市在空袭中遭受的破坏愈来愈严重。但是魏斯惊异地发现，尽管如此，瓦利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却安之若素，依旧日复一日地照常行事，好象并未受到任何外界影响。
不管浩瀚的前线海洋里发生什么风暴，瓦利司令部这个小岛以及它的警卫队却按照一层不变的规矩打发着日子，人们的思想方法还和一年前一样。在这里，凡与本职无关之事一概不闻不问，这被看成是勇敢的表现，看成一种特殊的时髦。
战争开始不久，瓦利三处的人员在集中营里召募犯人时就曾照本宣科地对他们说，德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苏联在英勇德军的打击下必将垮台。今天他们依然重弹这一老调，丝毫也不考虑要适应一下已经变化了的形势。
最初，魏斯险些给弄胡涂了。他把这看成是宣传说教的结果，看成是官僚的因循守旧习气。但后来他发现，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其根源可追溯到帝国精神面貌赖以形成的土壤。
东线的失败使帝国所有的惩办机构和侦缉部门更加活跃起来，这些机构是用来对付德国人自己的。
因此，即使是军事情报局人员——帝国信得过的人——也不敢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去“改造”他们的间谍。如果某位军事情报局人员确认东线的形势起了变化，这件事本身就可成为对胜利缺乏信心的证据而对他不利。而怀疑胜利也就象怀疑元首的绝对正确一样，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
要说瓦利司令部的普通工作人员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如今在公众场合经常故意热情洋溢地竟相表示对元首的忠诚并预言胜利在望。
但是，这些彼此心照不宣的人每次在为派往苏联后方的小组制定行动计划时却非常细致，预先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到。魏斯明白，幸亏他及时而慎之又慎地在瓦利司令部的各个环节安插了自己人，否则他想阻碍这一类行动的实施将遇到极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