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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到国民党战犯管理所看望在押的战犯时，杜聿明对张治中说：“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肾结核、胃溃疡、肺结核、脊椎炎等）复发，危在旦夕，是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
在抗美援朝期间，被俘的杜聿明等在押战犯有的挥汗酣战在灶台前，为志愿军焙炒干粮；有的合写《美军战术之研究》，供志愿军参考；有的甚至主动报名申请应征参战……。杜说：“我对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了。”
第四部分：中华优俘传统备忘录看管战俘的日子
1941年夏，在东海阳县发城战役胜利结束后，我所在胶东5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昆（蓬莱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找我谈话，要我到5旅14团政治处任敌工干事，当时我16岁，主要工作是对日军开展政治攻势和管训日军战俘，从此，我就在瓦解敌军战线上工作，一干就是15年，人们誉之为“老敌工”。
1942年春到1943年，我14团奔袭掖县驿道日军据点，伏击招远道头日军小队，先后俘虏了日军小队长渡边三郎、小林清等一批俘虏，日军士兵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的欺骗教育，被俘后，他们宁肯剖腹自杀、效忠“天皇”，也不愿降服，但是经过我军宽待俘虏政策的感召和思想教育，有的日俘觉悟后，不再为日本军阀、财阀当炮灰，而参加了八路军，调转枪口打击侵略者，他们还建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支部”，配合我军对日本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军，他们中有的（如渡边三郎）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战败投降后，他们中大部分回到日本，做中日人民友好的使者，开拓中日人民友好工作，有的则留在中国（如小林清）参加了地方工作。
1945年8月，14团参加消灭盘据在平度的日伪军后，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命令向东北挺进，8月28日，在黄县栾家口乘船到辽宁兴城登陆，在岫岩县配合苏联红军一举消灭尚未投降的伪满军和日军残部，俘敌百余人 ，我担当管教这批战俘的任务。
1945年冬，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在美国支持下，大举向东北进攻。海城沙岭子战斗，我军首次与国民党美械装备的新一、六军较量。我军先后进行了营口、海城、鞍山的保卫本溪的战斗，在海城的滇60军184师起义，我参加了对该师的整编和改造工作。
辽沈战役，我参加解放沈阳战斗，俘虏收容5000余蒋军军官，在鞍山组建东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一团，管训这批战俘。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全团开赴北大荒，建立机械化农场，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农业劳动改造这批蒋军军官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被迫进行了一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首次向西方列强显示力量和尊严的战争，它不仅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也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篇章。
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投入总兵力为120万人，其中美军50万人。我方公报：“联合国军”被歼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7万人。当年美联社发表的消息：“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伤亡总数14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50万人，中朝军队先后收容“联合国军”官兵5000余人。1950年12月，志愿军政治部请示彭德怀司令员，经总政批准，在朝鲜平安北道碧潼郡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训练处，对外称战俘营。1951年1月，遵照总政指示，由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央公带领一批干部赴朝组成俘管处领导机构。我被任命为教育科副科长（后提升为科长），我的爱人周兴同志在组织科任宣传干事。
碧潼在北朝鲜平安北道，是郡政府所在地，它虽是个不起眼的小城镇，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人民，特别是美英人民十分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里收容管理着“联合国军”中13个国家的战俘，曾吸引西方记者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来访。世界和平运动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协会主席莫尼卡·弗尔顿夫人、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迪、英国《工人日报》记者艾伦·温宁顿、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新华社记者王殊等，都到过战俘营访问采访。开城停战谈判开始后，碧潼更是为在开城的西方记者关注的地方。
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我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对这些吃惯了牛奶、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少爷兵”，让他们吃玉米、高粱、咸菜是不行的。周总理对此十分关注，指示我们要采取措施改善战俘的生活。因为这关系到我国和我军的国际信誉，也是外交斗争和瓦解敌军的需要，我们立即组织车船冒着敌军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俘虏改善生活，又组织战俘开展文体活动，建立俱乐部、图书阅览室，购买来各种乐器、球类用品，让他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战俘们还自动组织戏剧音乐小组，在周末晚会上表演，战俘的生活丰富多彩。英国和平人士弗尔顿夫人访问战俘营时说：“这哪里是战俘营，简直是一座大学校，中国军队谱写了全新的世界战俘史。”这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力。
1953年8月5日，双方在开城开始交换俘虏，我方向美方遣返官兵4912名（不包括以前遣返回去的战俘），同年8月下旬，我军圆满完成了遣返战俘工作。就在遣返时，有21名美俘和1名英俘拒绝遣返，申请到中国来，他们说：“我们到中国不是旅游而是了解新中国，学习真理”。
随后，我们又在辽宁省昌图县建立了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我任宣传科科长，接收志愿军被俘回国人员。1954年秋，调任华东军区俘管处副处长，管理一江山岛战役俘虏的300多名蒋军官兵（含蒋军大队长王辅弼），直至1956年调南京军区工程兵任宣传处长，从此脱离敌工战线。
现在济南的温纳端斯，就是当年拒绝遣返申请到中国来的。1999年春和2001年冬，我两次在济南会见了温纳端斯。在战俘营时，我26岁，他28岁，事隔48年，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第一次见面时我俩端详了好久，不敢相认。老温首先问：“你是不是王科长？我听过你讲课，那时你不戴眼镜，是20多岁的小伙子。那时你是胜利者，我是俘虏（他用双拳相对比划着），咱们是对立的”。接着他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现在咱们是老朋友，老朋友！”“当年我决定到中国来学习真理，这条路走对了，我不后悔，我在济南造纸厂工作过，上了4年人民大学”。老温接着说：“我3次回美国，我的妹妹劝我留下来，我还是要回来，这里有我的家，子孙满堂，共19人，生活幸福”。他指着老伴说：“老白待我很好，她很能干，是贤妻良母，我腿摔坏了行动不便，一切由老白操劳，我听她指挥，她太辛苦了”。他又幽默地说：“现在我们家是小鼻子领导大鼻子（指他的夫人和他自己）”。大家都笑了。坐在他怀里的小孙女也凑热闹地说：“ 我是混血儿”。老温说他回美国做了几次讲演，介绍中国，要开拓中美人民间的友谊。我告诉他，上海有20几位当年老朋友，到上海可以见到他们，那更有意思。老温说：我也很想到朝鲜碧潼去看看。那是我一生转折的地方，不知能否成行。我赞同他的愿望。老温向我提议：“你每年来济南一次，到我家喝酒，我喝老白干，你喝啤酒”。我和我的夫人说：“也欢迎你们到上海做客”。2001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专程去济南拍摄了《温纳瑞斯访谈录》电视片，我也第二次陪同去到了温老的家中。（详见王奈庆著《“联合国军”战俘纪事——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
第四部分：中华优俘传统备忘录志愿军的俘虏政策（1）
朝鲜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许多情景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涂寿鹏老教授的记忆中依旧那么鲜明。他情深意长地回顾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1951年5月，朝鲜半岛中部战火正酣。我当时20来岁，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部的年青参谍，奉命去参与处理刚送到附近的五十多名美军战俘，那是大山深沟，山坡上绿树葱笼，形成极好的自然伪装。一阵阵美空军喷气战斗机轰鸣声从头顶掠过，在一处几十米宽的峡谷中，美俘们或躺或坐在小溪旁的大石块上晒太阳，山谷间还弥漫着暮春春寒。这里离前线只有几十里远，但相对来说，已较安定。我们和美俘随便聊天时，他们仍然声音颤抖，面色不安，看来惊魂未定。他们和我们一齐吃志愿军仅有的土红色的高梁米，喝山涧冰冷泉水，许多人拉了肚子。有几个俘虏思想颓废绝望，不自我清理，干脆不穿裤子。我们迫切感到需要即时向他们讲清楚志愿军的俘虏政策了。首先我们给那些拉肚子的人服用止泻药，并把我们干净衣服借给严重病号穿，要求他们服从我们生活管理，配合治疗。随后我们将俘虏们聚在一起向他们讲清志愿军俘虏政策：
（1）保证生命安全； （2）不搜俘虏腰包； （3）不虐待俘虏； （4）对伤病战俘进行治疗。
有趣的是在一两天后，俘虏们很快卸下了思想包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有几个俘虏老围在一起，走近一看，原来他们正在掷钱币打赌（看是人头还是文字），赌注竟是他们腕上的手表、口袋里的钢笔还有零钱等等，看来他们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