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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能，你们可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是啊，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想到的是邓小平！他称赞“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深信邓小平能独撑危局，扭转乾坤。
9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全面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了。
9月20日，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这一天，是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据医护人员报告，这次手术生死难料。因此，邓小平等都匆匆赶到医院手术室守候，观察和等待结果。
周恩来也明白：这次手术生死难料。
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想起一件事，也是他的一块“心病”：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他记得自己还没有签字。于是他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用颤抖的手签了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
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平静地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突然示意停下，轻声问身边工作人员：
“小平同志来了吗？”
邓小平听到工作人员招呼，立刻跨步向前，靠近手推车。
周恩来看见邓小平，吃力地抽出手来，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大声地说：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周恩来说这句话时，声音较大。他是想让在场送行、守候的人都能听见。
在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周恩来又突然大声地说：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周恩来这句话的悲怆含义，无不为之动容……
手术长达五个小时。这时，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根本无法医治了。
一阵悲伤、忧虑和不安的情绪袭上人们的心头：周恩来将不久于人世了！
邓小平得知，深为不安。他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他，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死神。然而，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从病床上起来。
他躺在病床上，依然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11月以后，周恩来从文件、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关于刘冰上书的批示，看到江青一伙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趋于恶化的形势，经常望着天花板，沉思、摇头，扼腕而叹！
那个时候，眼看邓小平九个多月“全面整顿”的成果和大好局面，就要毁于一旦，谁不痛心疾首！老一辈革命家都忧心如焚啊！
朱德，这个德高望重、温厚慈祥的开国元勋、红军之父，“文化大革命”高潮时也被“四人帮”和红卫兵诬为“黑司令”。后来，毛泽东发话，说朱德是“红司令”，此后朱德的日子才好过一些。
1975年12月，朱德在同原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周桓谈话时，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后，在许多方面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转机，感到很满意。朱德称赞说：
“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但思想上还没有顺过来。”
朱德针对“四人帮”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企图打倒邓小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气愤地说：
“要抢班夺权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吗？”
然而，形势仍在恶化之中。
第八部分 筚路蓝缕奸佞进谗第84节 要不要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以后，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地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就是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由来！
未料，这个提法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有人说，毛泽东在1975年实际上是实行了一种“双轨制”：一方面让江青等人“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中“七个指头”的成果；另一方面让邓小平等人“促生产”，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三个指头”的问题，这就叫做“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
此话不无道理。
这时，毛泽东已82岁高龄，虽然头脑还清醒，但身体状况已很不好。他晚年的思想、心态，最根本、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他老人家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他又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然而，“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年来的结果，却是生产下降，经济萧条，政局混乱，人民不满，这又是他不愿看到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了“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去”的呼吁。而当邓小平狠抓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促进安定团结、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时候，他又担心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晚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
所以，当毛远新在他耳边“吹风”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说“三项批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时，他就信了，很敏感地信了！
于是，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企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能和他保持一致，统一认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提出让邓小平按照这个基调，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样既可以维护毛泽东的初衷，又可以堵住江青等人的嘴。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他和邓小平继续保持合作的政治基础。
可是，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意向，说：
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好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真是一个“钢铁公司”，即使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面前，也鲠直如故，刚正不阿！
据新版《毛泽东传》记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谢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说得更精彩、更贴切。她写道：
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
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为毛、邓之间生前的最后一次政治碰撞！
在这次碰撞中，毛泽东未能如愿，失望了；邓小平没有屈服，前景难卜。
其实，邓小平所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接过毛泽东的话来回敬毛泽东的。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中写道：
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