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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邓小平从60年代初开始，就与林彪有过分歧和斗争。1960年3月，他针对林彪接替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后大肆鼓吹“个人崇拜”、“活学活用”的错误倾向，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泽东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在对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有两点邓小平是一直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学“老三篇”，多次说只要学“老三篇”就够用了。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二是邓小平认为林彪的一些吹捧性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只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列主义，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还是提继承发展为妥。“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彪几次在大会上率先点名批判刘、邓，恶毒攻击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欲将邓小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与江青一起，大肆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那个什么“一号命令”也是林彪签署发出陷害老干部，为篡党夺权扫除障碍的。凡此种种，邓小平都是十分清楚和非常气愤的！“林彪不亡，天理不容”这八个字，恰恰表明了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和义愤，同时也揭示了林彪与党和人民之间不共戴天、水火不容的尖锐矛盾，道出了林彪罪大恶极、难逃灭亡的必然趋势。
林彪集团的垮台，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林彪鼓噪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过来了！
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个在“文革”中经常站在毛泽东身边“万岁不离口”的声嘶力竭地高呼“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林副主席”，竟然是个“背后下毒手”的谋害伟大领袖的阴谋家；写入中共党章总纲的、法定的、响当当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了；新擢升的“政治新星”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竟然一道从事阴险毒辣、卑鄙无耻的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具有极大尖锐性和讽刺性的“九一三事件”，促使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究竟带来了什么？是福、还是祸？是繁荣昌盛，还是国破家亡？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完全必要”、“非常适时”的，还是没有必要，非常错误的？
中国究竟有没有修正主义？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党内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识破林彪？“炮打司令部”对不对？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对不对？把邓小平搞下台对不对？
……
林彪集团的垮台，同样引发了邓小平深沉的思考。但是，他外表仍然平静严肃。
他继续偕同卓琳行走在那条小道上，进厂劳动。
他在厂里和工人们一起学习、讨论，静静地倾听工人们的发言，但没有说一句话。
作为一个沉稳成熟而又身处逆境的政治家，邓小平有自己的主见和谋略。他看到了转机、曙光和希望。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1节 邓小平两次致信毛泽东
在江西羁居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主要活动是劳动、读书、思考，还是家务“强劳力”。但是，他始终没有忘怀的是对毛泽东的期盼。
邓小平11月6日在厂里听了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传达后，厂领导罗朋让他把文件带回去看看。邓小平仔细、认真地学习了中央文件后，经过两天的深思熟虑，于1971年11月8日提笔上书，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
据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所述，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
接着，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到江西后两年来的情况。他写道：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随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了“想做点事”的请求。他写道：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最后，邓小平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请求毛泽东帮助，“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能使小儿子飞飞有个“较好的分配”，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小女儿毛毛能让去“学医”。在说了这些事后，邓小平写道：“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邓小平还提到希望继续同汪东兴写信保持联系的事：“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我因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诉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
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
这封信通过江西省革委上转中办主任汪东兴，并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并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毛泽东的回应和批示，给千里之外的邓小平带来了喜悦。
1972年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根据汪东兴的招呼，安排邓小平的儿女一个进江西工学院上学，一个进江西医学院读书。让邓小平忧心的孩子们的事算是解决了。邓小平于4月22日致信汪东兴说：“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地感谢！”
到了7月份，形势进一步好转，在毛泽东的自悟和周恩来的努力下，一大批老干部相继“解禁”，从“牛棚”走出来，恢复工作。同在江西“流放”的陈云，也于1972年4月22日离开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从南昌乘火车回到北京去了。……
各种信息、消息不断传到步校“将军楼”。
邓小平还在江西。
8月1日，他在厂里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同时，他从广播、报纸上获悉：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被疏散的老干部已回京，并参加了8月1日的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招待会。叶帅还在会上讲了话。……
邓小平再也忍耐不住了！
事在人为。第二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计：要争取复出，争取工作。他第二次上书，给毛泽东写信了！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真切的语言再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并据自己所知揭发了林彪集团的一些事情，对自己的“错误”作了应有的检查，提出了工作要求。
邓小平在信中表达了他对林彪事件的看法。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说：
我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上书，颇为适时。
8月3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信交江西省革委会呈送中办主任汪东兴。
邓小平没有料到：8月3日从南昌发出的信，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此信，并且于8月14日就作了批示（本书第七章详述）。
邓小平的“静候”没有落空，得到了最好、最高、最快的佳音。……
第六部分 狂飙骤起南北分离第62节 邓小平六年磨难生活的终结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为古训，亦是邓小平历来的风格。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反党集团被摧毁，江西的程世清等人也下台了。中共中央于1972年4月调整了江西省的党政领导班子，任命佘积德、白栋材、黄知真等为省委书记，政治氛围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