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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这就是著名的“猫论”的由来！
在这里，邓小平援引刘伯承的话，用生动、形象的比喻，阐释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哲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如果不适合，生产关系就要退回去，“退了才能前进”。生产关系采取什么形式，是队为基础，集体生产，还是“包产到户”、“责任到田”？取决于两条标准：一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二是群众愿意接受。总的目标，“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们要一步一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这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邓小平提出“猫论”，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邓小平甚至还提出：“要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现有的生产关系”，“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以解决农村生产关系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实质上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验，是对党内“左”倾政策的批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毛泽东还没有对“包产到户”表态的情况下，邓小平勇敢地向“左”的政策进行了抨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啊！
正因为这样，“猫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思想、鼓吹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可是，在亿万农民群众中，“猫论”不但批不起来，而且越批越热，越批越深入人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猫论”又悄然再起，成为人民解放思想、探求真理的催化剂，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座右铭！
1984年，“江南猫王”陈莲涛精心画了一幅“双猫图”献给邓小平。画的上方，有一行苍劲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一家爱不释手。
邓小平的“猫论”，蜚声中外！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多变的。
邓小平的“猫论”提出后，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猫论”，当然也有所闻。尽管当时他没说什么，但显然是心中不快的。据陈云后来回忆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这是因为，毛泽东压根儿就不同意农村搞什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邓小平“猫论”的核心内容。党内主张搞“包产到户”的有影响的人物，还有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与邓小平有所不同。党内批评“包产到户”的也有，如谭震林等。
包产到户，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农村社会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农村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调整是必然的，是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可是，毛泽东却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背叛，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了”。因此，“包产到户”被压了下去。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从“包产到户”引出了阶级斗争。
七千人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盛会，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这主要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中央领导层中还存有分歧，一待形势好转后就显露出来，使党在探索的进程中又发生了新的波折。
这个波折，突出地表现在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即邓小平所说的“八月会议”。
1962年8月八届八中全会前，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方面的工作，包括邓小平所说的“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的包产到户问题。
可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个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随后，这个问题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心议题。
毛泽东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多次发表论述阶级斗争的讲话，把党内在形势和政策问题认识上的分歧，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意见，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把彭德怀对庐山一案的申诉，说成是“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他们思想混乱，丧失信心，看不到光明，于是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这股风越到上层越大。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富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他断言彭德怀、邓子恢等人的言行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且这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因此，对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样，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言：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
1964年2月，毛泽东与来华的金日成会见谈话时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显然，毛泽东讲的“搞修正主义”的人当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的话，包括了时任书记处总书记、副总理的邓小平！
对此，邓小平无可奈何，忧心如焚。他陷入冷峻的沉思之中……
第五部分 治国安民和衷共济第52节 毛泽东破例亲赴
机场迎接邓小平访苏归来1962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的声浪日益猛烈的时候，中苏两党的分歧又开始激化了。
1963年7月，在中苏分歧日益公开化的情况下，中苏两党商定再次举行会谈。根据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又一次受命赴苏，出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7月5日，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苏斯洛夫到机场迎接。两位老对手又握手在一起了！
“欢迎你们的到来！祝你们在莫斯科期间一切顺利、圆满！”
“谢谢！我们是抱着真诚的愿望而来的，愿我们的会谈能收到成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出席宴会，并在祝酒时说道：
“我们希望这次会谈两党能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着友好感情的。”
“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感情到这里来的。我们也真诚希望消除分歧。”邓小平郑重地表示说。
“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做出了欲强加于人的姿态。
“我们之间的分歧一时消除不了，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但不要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
“至少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你们已经片面地发表了一些东西，已经片面地攻击我们了，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但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表明态度。”
“要团结就必须停止论战！”赫鲁晓夫性急了，用餐刀敲响菜盘，摆出了“老子党”的架势。
邓小平不甘示弱，郑重声明说：
“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却一直没重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时候总要做出答复呀！”
宴会上初试锋芒，正式会谈时更是一番激烈的较量。
苏共代表团团长、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首先做了一个长达70页的长篇发言，横加指责和攻击中共。
邓小平平静、沉着地听完了苏斯洛夫的发言。在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从容不迫、有理有节地逐一回击了苏斯洛夫的攻击，捍卫了中共的原则立场。邓小平说：
“回顾历史，中苏之间这场大辩论的发展和起因，其责任不该由中国承担……”
“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整个发言，在许多重要原则问题上是歪曲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