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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来，邓小平同毛泽东确实有着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战争年代，铁马谊笃；建设时期，恩怨情长。论年龄，毛泽东比邓小平大11岁，邓小平视毛为领袖、兄长。论情分，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被打成“毛派”头子，毛泽东对此念念不忘，刻骨铭心。论友谊，邓小平从立马太行到挺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到进军大西南，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取得大胜、立下大功的，这种战火、硝烟中结下的战友深情是极为坚笃、牢不可破的。论恩怨，毛泽东有恩于邓，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多次提携、荐举邓出任要职，甚至一度确定其为自己的“接班人”；同时，毛又抱怨邓不大听话，“耳朵聋，听不见”，对自己“敬鬼神而远之”，而同刘少奇却走得很近，尤其让毛不满的是，邓小平再度复出主政时，怎么也不肯顺从他老人家的最后一个心愿，维护“毛邓合作”的最后一道底线，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于是，毛不得不将邓罢黜。因为他不允许在他在世时或身后对“文革”存有非议，更不允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但毛泽东在两次将邓“打倒”的同时，又顾念旧谊，留有余地，两次刻意保留了邓的党籍。
邓小平历来对毛泽东极为尊重、佩服，忠诚不二，竭诚拥戴，但他又是一个同毛一样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肯让步的人。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本人也靠边了六七年，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制定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对毛泽东有看法，觉得毛过于专断、家长制、一言堂，认为“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当他第二次被毛“打倒”又奇迹般地复出主政时，又高瞻远瞩，豁达大度，高举旗帜，反对“非毛”，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以一个政治家的远大眼光和博大胸怀，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这就是“恩怨情长”！这就是伟人风范！这就是实事求是！恩也罢，怨也罢，在伟人眼中，都不是什么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一切以党的事业和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
最后，再说几句话。
伟人也是人。伟人也是性情中人。伟人是伟大的，但也会有失误；伟人很高尚，看得很远，想得很深，但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伟人的心难以揣摩，但也不是深不可测的；伟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也不是不可探索的。在我们党力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研究和探索伟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和情感，应该不再是什么“禁区”，而恰恰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兴味的话题。
“以史为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资政传统。本书的探索尽管都是言之有据、据必加考，但不可能是完备无误的。倘若本书能在某些方面给读者提供一点政论启示，吸纳一些思想资源，将是作者莫大的欣慰！
第一部分 苏区聚首风雨同舟第1节 汉口初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激荡、英雄竞出的年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哪里？怀着坚定的信念，肩负神圣的使命，两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从大山中走出来了！他们审时度势，殊途同归，径自都来到了他们共同的祖籍地——江西，从此登上了中国革命的红色舞台。他们从初识到重聚，共同战斗在火热的中央苏区。
汉口初识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927年盛夏，武汉三镇依旧热浪滚滚，大江两岸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汪精卫的七一五分共，使中国革命风云突变，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血泊中呻吟、企盼……
8月3日傍晚，一个年轻而资深的共产党人、职业革命家，在苍茫暮色中悄然来到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楼上，门窗紧闭，酷热异常。他在楼上四周、窗外仔细地察看，一连三天，都是这样，困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饿了就倒杯开水吃点干粮，总是在焦灼中等待、徘徊、静候。
他，就是从苏联回国仅半年，刚到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负责即将召开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会务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
会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曾问邓小平：
“会议安排好了没有？”
“都已安排好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来。”邓小平回答道。
当时的秘密地下交通员有武汉本地的王盛荣等人。
8月7日这一天，就在这座公寓的二楼上，集聚着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毛泽东、彭公达、王一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21人，在这里紧急聚会，商讨对付蒋、汪合流后中国革命的大政方针，决定党中央新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贺昌、张国焘等中央委员因先行到南昌组织八一起义去了，未能参加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就匆匆结束了。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与邓小平相遇、相识了！时年，毛泽东34岁，邓小平23岁。历史老人安排了中国未来两个世纪伟人的首次晤面。
论资历，毛泽东当然要比邓小平资深得多。毛泽东出席过党的一大，是“创党”的赫赫大员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的组织部长和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又是中共中央的农委书记，瞿秋白曾称他为“农民运动大王”！尤其是这次在大会上的一席发言，更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令全体与会人员耳目一新！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涉及会议总方针的最核心、最紧迫的军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说：
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文字的神来之笔，就在于最后一句话：“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话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思想的最初由来。毛泽东这一精辟论断的提出，立即引发了与会中央委员们的热烈反应，并得到中央委员们的普遍赞许，对于列席会议的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来说，更是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邓小平是在会议的进程中认识毛泽东的。在此以前，他对毛泽东的大名已早有所闻，知道这个党内的著名“农民运动大王”是个湖南汉子，满腹韬略，很有抱负，只是无缘相识。今日幸得一见，而且亲耳聆听了他的一番宏论，自然是由衷敬佩。毛泽东以前不认识邓小平，这次在会议上看到这位中央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么年轻、干练，而且听说还留过法、俄两国，学识渊博，办事认真，亦从心底流露出对这位四川小个子的赞许之情。
由于时间紧迫，来去匆匆，毛泽东与邓小平在会议上来不及交谈，会议一结束就分手了。
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以76岁高龄于1980年初夏到武汉视察工作，在八七会议旧址前回忆道：
当时，为保证会议绝对安全，会议代表有二十多人，分三天三批由党内交通员带进去的。办事情的少数人去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央负责人后进，最早走。八七会议会址与餐厅相隔，两处均有后门相通，会议代表全部从后门进入。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有到任。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我们二十几个人分三批进来，我是第一批，记不清和谁一起进来。我在这里呆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极为紧张。我是最后走的，走得最晚。八七会议是武汉最热的时候，开会的当时甚至连门也不能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我是在一个晚上带小行李进去的，我们进去就睡地铺。
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34岁，瞿秋白29岁，李维汉31岁，任弼时23岁，我23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果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尔后引兵井冈，结交了“绿林双雄”袁文才、王佐，开创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做了红色的革命“山大王”。
邓小平在八七会议后随同中央机关到了上海，是年12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汉口，大江奔腾东去的雄关要津！中国革命在这里留下了惊险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