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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与邓小平离婚不久，嫁给了魁岸的中央局组织部长罗迈。阿金后来的工作仍然很出色，长征到陕北后曾任抗大女生队队长。后因咯血，1938年被党组织送去苏联治病，一面治疗，一面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俄文名字叫妮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幸殁于莫斯科郊外的战乱之中，时年37岁。
事业上的沉浮，生活上的波折，尤其是两度失妻的痛楚，对于邓小平来说，当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好在有战友们的关心，好在有《红星》报的寄托，邓小平襟怀坦荡，忍辱负重，很快就摆脱了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精神困扰，投入到红军与苏维埃的创造活动中去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坚持正确路线，要有“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也许毛泽东的脑海里闪现过邓小平老婆离婚的往事。这是后话。
刚毅执著，坚忍不拔，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邓小平在遭受坎坷、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他非常达观，善于用乐观主义对待一切，在工作中调整心态。他几次向党表明：“感觉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快到实际工作中去。”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难能可贵的品质和气度。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相同、相通的。
在邓小平身处逆境时，毛泽东也处在困境之中。
自从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以后，毛泽东过了一段赋闲的日子。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有些事想起来又好笑又好气。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他指挥若定，得心应手，连获三次大捷！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洋房子先生”们又想把红色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一再坚持打赣州，他竭力反对攻坚城，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他率部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都来批毛泽东，这是什么理！党内还有公道吗？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党内也来这套外交辞令！
毛泽东退避三舍，在汀州卧龙山一呆就是三个月。在这些日子里，乳儿的笑脸，子珍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笑谈……这些都给毛泽东带来了慰藉与喜悦。
没想到，他在福音医院与罗明的一席谈话，又招来了个什么“罗明路线”！紧接着，又有什么“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听说博古还说什么要批“比罗明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困惑了，恼怒了！前方在打仗，后方却在整人！他多想重上前线，同恩来、朱德、稼祥一起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啊，可是他没有得到中央局的召唤！他的心在滴血！
三个月过去了，毛泽东于1933年2月回到红都瑞金。
不几日，中央领导人博古找毛泽东谈话，责成毛泽东在苏维埃政权系统领导“查田运动”，而且要按照国际和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原则来搞。这真是强人所难啊！这不是明摆着要否定他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几年来土地革命的成果嘛！毛泽东心中充满了苦涩，但既然中央局作了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要求，他又相忍为党，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了……
在查田运动开展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他同林伯渠、吴亮平、邓子恢等人一起，狠抓工农业生产，发展国营经济，兴起合作社运动，开展对外贸易，保护私人企业，开办国家银行，稳定财政金融，创办中央医院，发展文教事业……如火如荼、红红火火的经济建设运动，不仅维系红色政权、支持革命战争数年之久，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治国之才。作为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运动主帅的毛泽东，简直要累垮了！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竟然没有让毛泽东参加，而且又把毛泽东批了一通！几天后，即1934年1月22日，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全苏二大”。“二苏大”落下帷幕后，在人事安排上，又拿掉了毛泽东兼任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被架空了，成了博古所嘲弄、戏称的“中国的加里宁”！
罗迈在回忆此事时说：“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里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
加里宁是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实权却操在斯大林手里。
毛泽东虽然成了“加里宁”，却仍然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相忍为党！
邓小平在逆境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整人很有一套，打仗却是外行。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带着“马背上的共和国”，邓小平带着《红星》报编辑部，默默地迈步长征了。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7节 遵义会议前后相继“出山”
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毛泽东进入军事统帅部。
路漫漫，夜茫茫。
带着对江西红土地和父老乡亲的眷恋，带着对“左”倾领导者的抱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机关的指战员们，迫走“麦城”，踏上了长征铁血之路。
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在一起行军，他们都有自己的编队序列。
毛泽东随中央“红星”纵队行动。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一片叮咛，一片呜咽。毛泽东目睹着这个悲壮动人的场面，感慨万千。他苦心经营五年多的中央苏区，他熟悉的红都瑞金的父老乡亲，如今，都要弃之而去，西行而别，真叫人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悲怆！
在“左”倾阴霾的笼罩和第五次反“围剿”败北的悲苦中，一支86000余人马的铁流，蜿蜒蠕动在南国大山的羊肠小道上。秋风萧瑟，残阳如血。主力红军向何处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恐怕除博、李、周“三人团”外，无人知晓。眼看苏区腹地一片片沦于敌手，一个好端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断送了，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国革命的一代精英心如刀割，难舍难分啊！
谁料到，“出师未捷身先死”，从信丰突围到湘江之役，主力红军竟折损过半，红三十四师更是损失惨重，真叫人痛心疾首啊！
在一片怨声载道的氛围中，几个智者施展“担架上的阴谋”，拉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扭转乾坤的大幕。
长征开拔后，一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都因病、因伤被安排坐担架，行走在一起。担架成了他们进行政治讨论的场所。张闻天也应毛之邀，和他们一路行军，一起宿营。这时，最高“三人团”博、李、周忙着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这就给毛、张、王提供了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毛、张、王在长征初期途中的讨论，成了遵义会议发端的禅床！在毛、张、王这个“中央队”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张是三人中职务最高的，时任政治局常委，处中央核心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误的中坚力量。他们商谈了许多重大问题，几颗心碰撞在一起，产生了共识，视线集中在行军方向的改变上。湘江之役后，红军8万6千多人马，只剩下3万多！况且敌人已判明红军的行军意图，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如果红军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那就等于自投罗网，必将导致全军覆没！
这时，由于红军“折损过半”，博古一筹莫展，差点自杀；李德唉声叹气，诿过于人。
于是，在1934年12月12日的中央通道会议上，毛泽东适时地提出“转兵”的战略主张：部队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毛泽东根据破译出的敌台的电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构筑起几道封锁线，“请君入瓮”！我军再去湘西，必陷敌重围。因此他建议红军西进贵州。这一提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人的鼎力支持。博古、李德“败将言微”，只得勉强同意大家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向贵州黎平前进。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
几天后，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等又与李德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果断地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回忆此事时说：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那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红二方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让李德大怒去吧，中国革命不能全败在他手上。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向遵义进发。中国革命从此摆脱了危险的境地！
黎平会议后，中央还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
这是因为通道转兵后，毛泽东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提议和影响下，经周恩来等点头同意，中央作出任命，由邓小平接替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
周恩来太了解这位当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小老弟了！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出任党中央秘书长。
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被博古、李德下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
刘、邓双雄出山，同时被召唤重用，一个出任红军总参谋长，一个出任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