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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又是“中央苏区政府”的意见！博古感到话不投机，未等罗明讲完，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道：“吃饭了，不谈了。”
罗明感到困惑、纳闷：临时中央的领导同志怎么这样！他哪里知道，此次晤谈不久，一场横祸向他飞来！横祸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戴着黑边近视眼镜的博古！
博古时年才24岁，气盛得很。他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吃过“洋面包”，回国后在全总做宣传工作，编《工人小报》。1931年1月王明上台后，他擢升为团中央宣传部长、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时，指定博古接班。后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博古负总责。他在中央主持工作，推行的当然是王明那一套“进攻路线”、“斗争哲学”。但“进攻”、“斗争”了4个月，就在上海呆不下去了。
博古到瑞金后，与原苏区中央局的成员相会合，随即组成了一个新的中共中央局。新的中央局以博古为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张闻天为宣传部长，严重为秘书长，办公机关设在瑞金下肖区观音山一幢红漆描金宅屋里。不久，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亦迁驻下肖区，与中共中央局合署办公，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不起作用了。博古此后成了苏区一统天下的最高领导人。
博古1月乍到，2月就气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批判“罗明路线”的政治运动。
博古等“左”倾领导人对罗明兴师问罪的名目是：罗明在新泉发出了一封《意见书》。
1932年1月21日，罗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杭、永、岩的实际情况，在连城新泉向省委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了“坚持杭、永、岩地区的游击战争”、“地方武装应着重打击团匪”、“要注意新区、边区工作的特殊性，不能千篇一律地分配扩红人数”、“土地税款收入不能完全集中到国库，应有地方的机动费用”等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可是，初来乍到的临时中央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这些意见，认为罗明是“右倾悲观”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事情的起因。
罗明在目睹敌人大举进攻、群众情绪有些低落、扩红出现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又于是年1月底向省委写了一份《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报告用语比较尖锐，强调要反对那种“左”倾空谈家的“政治说教”，并且出人意料之外地写了这样一段辛辣的话语：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报告传到上面，一下就触怒了中共中央局的“左”倾领导人！博古火了！“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不是把毛泽东与斯大林、列宁相提并论了么！罗明眼里还有共产国际、还有中共中央吗？！
博古不禁想起了不久前在上杭白砂与罗明那场谈话的情形。难怪他左一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右一个“中央苏区政府的意见”，这还了得，这个罗明简直太狂妄自大了！非狠狠地批斗、撤职不可！
于是，罗明大祸临头了。
是年2月15日，博古等中央局领导人把福建省委领导人刘晓、张鼎丞找到瑞金批了一顿，随即作出了《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宣布“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成立新的省委”，“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等。10天后，博古亲自在苏区一次大会上作了题为《拥护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政治报告，在全党拉开了反“罗明路线”的帷幕。紧接着，党中央的机关报《斗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等重炮文章，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随后，罗明被责成到瑞金作检查，关在中央局的一间房子里。博古在与罗明谈话时威胁说：“你不承认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又含有深意地说：
“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罗明心里明白：博古指的是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权的毛泽东。
罗明是条汉子。他昂起了头，不肯屈服，默默地承受着无休止的批斗。有人还扬言要将他“枪决”……
在“左”倾中央的高压下，反“罗明路线”不断扩大、升级，福建省一大批资深领导人也遭受“无情打击”：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陈荣、游瑞轩、杨海如、霍步青、李坚贞、方方等，纷纷被撤职、调离、批判……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罗明后来回忆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作文章。”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
第二部分 祸起萧墙逆境相知第12节 所谓“寻乌事件”
福建反“罗明路线”的2月恶风，3月间又刮到了江西苏区。
“左”倾中央领导人发明了一个时髦的政治术语：开始叫“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矛头对准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后来又升级为“江西罗明路线”，矛头转向邓小平后面的江西省委。
罗明曾对此感到诧异。他在受审时看到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曾刊登一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就斗胆询问中央局宣传部长、党报委员会主任张闻天：
“我没有到江西工作过，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
张闻天回答说：
“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起因要从所谓“寻乌事件”说起。
1932年11月下旬，邓小平正在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任上聚精会神地工作。由于会、寻、安三县地处边陲，环境险恶，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在会、寻、安苏区的东、南、西方面，都驻有重兵。东边武平、上杭、蕉岭一线，驻有粤军第二纵队独立第一师；南边吉潭、牛斗光、留车、平远一线，驻有粤军第二纵队第七、第八师；西边信丰、南康、大余一线，驻有粤军第一纵队余汉谋部4个师。敌人对会、寻、安苏区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而且虎视眈眈，觊觎着中央苏区的南线地盘，不断出动部队骚扰进犯。
粤军统帅陈济棠虽然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进攻红军和中央苏区这点上是有共同利益的。陈济棠在蒋的诱逼下，达成默契，正式就任国民党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
当时，原活动在会、寻、安一线的红军独立三师、六师已组建为红二十一军开往北线参战。守卫会、寻、安苏区的兵力实际上只有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游击大队100余人和三县的地方游击队、赤卫队。这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号称数千人员，装备上都是土枪、马刀、梭镖为主的一类武器，战斗力很弱，根本无力抵御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大举进犯，何况敌人有几师之众的重兵！
是年11月下旬，国民党粤军利用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黎泰战役、南线空虚之机，向会、寻、安苏区发动攻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寻乌地处南端边陲，既无主力，又无援军，粤军第八师占领了寻乌县城。
寻乌失守了！这在当时不足为怪。因为边区一般都是不稳定的，敌进我出，我出敌进，进进出出，来来去去，是很频繁、很正常的事，只要保住了有生力量，无须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况且，寻乌失守后，邓小平及时地在筠门岭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决定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击和骚抗敌军，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可是，“左”倾中央领导人一听说寻乌失守，就大动肝火，认定是邓小平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是“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于是，揪住所谓“寻乌事件”不放，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的“残酷斗争”！
首先，“左”倾领导人于1933年2月23日在《斗争》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进攻路线》的署名文章，拉开了斗争的序幕。文章从“左”的观点出发，认为“许多的地方党部对于进攻路线的执行，表示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动摇，甚至完全走到相反的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文章首次在中央的党刊上点名批判会、寻、安中心县委犯了所谓“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指责“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以至“会寻安方面，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并提出要“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反对机会主义逃跑和纯粹防御的路线，反对对于这些路线的调和”。文章把寻乌失守称之为“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即后来史称的“寻乌事件”），判断事件的性质为“纯粹防御路线”，是“逃跑退却的机会主义路线”。这预示着中央局即将在会、寻、安地区发动一场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果然，3月下旬，中央局撇开江西省委，直接在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