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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书店结束后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我写这段话正值党外杂志乱流四起、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的当口，我佩服我李敖是最准确的预言家，还算吹牛吗？他妈的国民党，真是报应啊！
论断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之功，不管《纽约时报》或《经济学人》所登，都从正面着眼，实不足为李敖光宠，我该引一段负面观点的论断，以概其余。1966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登出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的长篇大论，其中“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项下，有这样的话：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台湾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当局”官吏、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台湾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地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的沧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们（事实上是唯李敖马首是瞻的人们），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卖友求荣，手数着钞票，脚脱离战场，不识大体地重新自文化人变回到市侩。……但是，不论怎样地浮云事变，我李敖绝不心灰意懒，我不在乎那些战友的来去，不在乎个人的浮沉，我关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标下，我不怕孤立，照样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难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给我的感恩信，说：“我是多么地感谢你！”（1962年7月6日）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感谢。”（196年12月17日）虽然这些感恩，在多年以后，都被“正人君子”忘光了！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李敖这颗文星之沉，还在进行式。首先是对我的书大撒禁网。从我在《文星》最早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最后自行出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这时我三十一岁，眼看前路荆棘，似无靠笔杆维生的活路，乃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卖牛肉面，在9月3日我有信给余光中，其中一段说：
我9月1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析、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哉！我不入三角裤，谁入三角裤？
我又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面锅之上，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那时我在文坛余威犹在，势利眼的余光中还买账，他写来了赞助启，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他卖牛肉。，但。时。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我只变成理论家，转由张俊宏、黄华等小朋友变成实行家，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印《告别文坛十书》要登广告，不料情况迭起，那时《中央日报》执各报牛耳，只好找它登，且因跟它的广告主任商钟认识，乃去交涉。8月30日上午十点去《中央日报》，商钟说他正设法斡旋，总经理已同意，再与该报头子国民党大员曹圣芬商量云云。下午五点再给我答复。五点再去，已同意登第四版。商钟说曹圣芬最后还要删去“卖牛肉面”等话，经他建议，始全部照登。我借到钱，再去《联合报》加登两天，竟遭阻力。9月1日的因已收我款，不好拒绝，只好照登。《联合报》的收费小姐并遭官腔。《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方面亦然。本已答应加登两天，下午去缴款，竟遭拒绝，并要连9月1日的都退给我，力经交涉，答应至少9月1日的照登。《民族晚报》方面因为认识人，又看到《联合》、《征信》两报收据，乃照登。《自立晚报》经找戴良等，又鉴于《民族晚报》已登，乃照登。在《自立晚报》社，在该报走红的柏杨跑过来，高叫：“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有你的活路！”我笑而不答。不料麻烦还没完，《中央日报》方面又有变化，9月5日我去找商钟，说：“你们说我的广告先登第四版，若一版一有空，就让给我。你们看今天《中央日报》的第一版的丧事广告，9月2日死的，今天就见了报，可见有位置，否则的话，难道死人还预约吗？”经交涉结果，答应我登第一版一次，并续登二次。可是还是言而无信。这事引发我到“法院”告了曹圣芬，法院是国民党的，当然告不成。
广告出情况后，印书接踵而至，11月9日，情况来了。发生在台北雅江街三十五号装订厂，跟我共患难的陈平景有记录如下：
……五点五十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员娄（山东人，济东蓬莱，后查出名娄振岳）率彪形大汉四人（后始知其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