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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体西用”与“和魂西体” 的差别在哪里？
第三节 “中体西用”与“和魂西体” 的差别在哪里？
中日两国走向近代化的时候，指导思想没有多少不同，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是“和魂西体”，积极导入西方的近代工业，为何差距如此巨大呢？日本原来是封建制度，废藩置县，取消武士俸禄，使原来藩主、高级武士等占有的资源让了出来。明治初年，用于安置藩主、武士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3。这样政府就有财力对工业投资。至于农民，租贡负担并没有减少，明治政府早期岁入依然要靠土地税，占总岁入的约85％。农民的生活困苦，各种暴动维新依然不断。不过，允许农民自由择业，自由经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武士阶层虽然被取消，但武士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组织纪律性，为推行义务教育提供了基础，为早期产业工人队伍提供了人力资源。幕藩时代，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一直由政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积累了经营和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封建时代亦官亦商的“政商”，与幕藩财政共生，明治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各项事业在民营和国营之间来回转换，并没有什么阻力。
中国则不同，因为早已经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改革的对象。没有封建贵族可供革命，没有剩余的财源可剥夺，这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时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此外，由于割地赔款导致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也不能通过“解放农民”使农民承担更多的租贡，因为中国农民早已自由择业，自由经营，理论上也可以通过勤奋劳动或刻苦读书而进入上层社会，简单地说自由民权没有意义。另外中国传统上政经分离，中央小政府，很少干涉经济，对如何经营管理企业缺乏经验。各商人、地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政府很难像日本那样有针对性地扶持和资助特权商人。也没有足够的有组织纪律性的武士可以作为现代工业的产业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后备军，缺乏人才现代工业的储备。武士长期要用真刀真枪说话，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识形态禁区，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中国的文士却已在成熟的管理思想上固化，很难接受新科学思想，不愿意深入实际去查找和解决问题。上面的这些因素，使中国的近代化步履维艰。
第三部分日本十年军扩与中国“百日维新”
第四节 日本十年军扩与中国“百日维新”
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了3亿日元的赔偿，制定了十年军备扩张计划。目的是独霸远东，能够打破俄罗斯、英国、法国任何两国的远东联合舰队。尤其以俄罗斯为第一假想敌国。
伊藤内阁的战后十年计划，陆海军军费合计达3亿元。在支出的高峰1897年，军扩经费达8200万元，与甲午战前的国家总岁出相当。除军费，政府还为钢铁企业、铁道、电话等事业投入1。5亿元。制铁所的设立和铁道建设改良、电话交换的扩张，主要是为了军舰、兵器自给和军事运输，军事色彩浓厚。
作为军备扩张的结果，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惨胜，成功摆脱了殖民地化的危险，进入列强行列。但是，就在1905年9月5日，历时约两年的日俄战争结束，日俄在美国签署和约之际，数万民众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游行示威，反对放弃赔偿金的讲和条约，并进行了破坏活动，史称“日比谷烧打事件”。这是第一起在首都爆发的民众暴动。第二天，暴动蔓延到横滨和神户。这是因为日本虽然积极扩张，却只能勉强击败俄罗斯，暂时无力追击和索要赔款。日本虽然因胜利成为了一等国家，但扩张本身消耗了巨大资源，国民依旧非常贫困，一旦停止扩张，内部就有压力，可能会暴动，甚至分裂，同其他强国一样，日本的扩张既是欲望，也是内部压力的结果。
甲午战争宣告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开始尝试政治变革。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认为应该进行“官制的变革”，应该向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搞君主立宪；经济方面则主张奖励民间近代产业；文化教育方面则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校。这个维新纲领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致相同。但日本变法强国，而中国的维新只进行了百余日即失败，史称“百日维新”，又名“戊戌变法”（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皇室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改，希望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变法受到清朝廷内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变法失败——编者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初年的各种制度建设依然是百日维新的延续。国家的政治变革了，但越来越贫困，继续向殖民地滑落。为什么相同的变革纲领，结果却不同？
第三部分没有变革对象的旧中国
第五节 没有变革对象的旧中国
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革命，革命对象是封建领主和上层武士。君主立宪使下级武士、甚至平民也可以参与国事。废除儒教朱子学，开办新式学校，使下级武士和平民有出仕的机会。还有奖励民间近代产业，因为封建时代特权商人与政权财政共生，容易实施奖励措施，而没有小商人来查问公平问题。此外，“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从业自由，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些维新措施，相对当时日本的封建社会，都是进步的，缓解了封建束缚，使下层人民有了出世的机会，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但中国则早已实现了这些制度，“士农工商”只是儒教的价值取向，不是身份制，职业间可以自由转换，土地也可以自由买卖。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力的是靠科举出世的文士，下层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可以自由转换，是四位一体的资本主义官僚性质的统治阶层。仿照明治维新的百日维新实际上没有变革对象。君主立宪与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没有本质区别，下层人民通过科举，都可以参与国事。废除科举，反而导致地方知识分子不能进入上层，引起巨大不满。奖励近代工商业则找不到奖励对象，因为中国早已政经分离，传统的资本家（地主、商人等）是平等的，很难实现公平奖励和重点扶持。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变革，但与中国传统的资本主义相比，没有实质改良，甚至倒退，尤其对下层人民和小知识分子，完全没有任何利益，他们出仕的道路还被断绝了。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维新措施最终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在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但领主的土地租贡并没有取消和轻减，而是转换成政府的税收，土地税占明治政府总税入约85％。原来这笔收入主要支付武士的俸禄，由于“四民平等”，取消武士的特权和俸禄，使明治政府有经费进行殖产兴业，对现代工业和现代军事进行大举投资。甲午战争时日本的岁入约8000万元，而比日本大的多的清朝，税入只有约1亿元，与日本大体相当，是名副其实的小政府。除去通常的岁出，既没有多余的经费，也没有哪个社会阶层能让出自己的资源对现代工业和军事进行大量投资。造成甲午战争前，清朝对洋务运动的投资远不如日本的殖产兴业运动。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能够建造四千余吨的军舰，并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国只能建造二千余吨的军舰，日本陆军统一装备自产的村田步枪，清军却是万国牌装备，这充分反映了两国近代工业的差距。
中国有古话，“时势造英雄”。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道路不是由某个领导人决定的。不同的文化制度传统，不同的自然、人口条件，导致了站在历史歧路的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武士革了自己的命，出让了社会剩余，释放了人力资源，指导日本自立自强，使日本从后进的农业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文士只革了傀儡皇帝的命，反而占有了更多的社会剩余，用社会剩余去交换西方奢侈的消费品改善生活，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六节 中国的新生
1945年日本战败，殖民地独立，本土经济崩溃，多年征战侵略又回到了原点。虽然人才和技术等生产知识体系完整保存下来了，但要把人力和知识体系重新恢复成工业基础，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日本展开农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农产品由政府强制收购，农村为日本再次工业化提供了剩余。同时解散财阀，用财产税和猛烈的通货膨胀，剥夺了资本家大部分财产。收夺社会剩余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靠美军枪杆子强力镇压才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社会剩余与生产知识体系相结合，再加上人民艰苦奋斗，20年后，日本重新作为先进国家在废墟上站立起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出国作战的志愿军用的是二十多种万国牌枪支，光步兵枪械口径就有十三种，凭着这些杂牌的武器，志愿军顶住了拥有最现代化装备的十七国联军。朝鲜战争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原点，被新生力量组织起来的中国人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能够保卫自己不受外敌侵犯，也同样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巨大的武器差距，使中国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业和基干产业，民族才能自立自强。基干产业是军事工业的基础，也是工业财富的源泉。20世纪50年代，以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