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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礼〉札子》：“遭秦灭学，礼乐先坏，其颇存者，《三礼》而已。《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于仪法度数，则《仪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性、冠义等篇，乃其义说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究诸科，礼虽不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说。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则《礼记》之废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学遂绝。朱子又作《谢监岳文集序》曰：“谢绰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间，闻读书声，入而视之，《仪礼》也。以时方专治王氏学，而独能尔，异之，即与俱归，勉其所未至，遂中绍兴三年进士第。”在宋已为空谷之足音，今时则绝响矣。
○考次经文《礼记·乐记》“宽而静”至“肆直而慈”一节，当在“爱者宜歌商”之上，文义甚明。然郑康成因其旧文，不敢辄更，但注曰：“此文换简，失其次，‘宽而静’宜在上，‘爱者宜歌商’宜承此。”
《书·武成》定是错简，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旧而别序一篇，为今考定《武成》最为得体。
其他考定经文，如程子改《易·系辞》“天一地二”一节，于“天数五”之上；《论语》“必有寝衣”一节，于“齐必有明衣布”之下。苏子瞻改《书·洪范》“曰王省惟岁”一节，于“五曰历数”之下；改《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学》“曰《康诰》至止于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诗》云‘瞻彼淇澳’”二节，于“止于信”之下；《论语》“诚不以富”二句，于“齐景公有马千驷”一节之下；《诗·小雅》以《南陔》足《鹿鸣之什》，而下改为《白华之什》，皆至当，无复可议。后人效之，妄生穿凿。《周礼》五官，互相更调。而王文宪。作《二南相配图》、《洪范经传图》，重定《中庸章句图》，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风。仁山金氏本此，改“敛时五福”一节于“五曰考终命”之下，改“惟辟作福”一节于“六曰弱”之下。使邹、鲁之《书》传于今者，几无完篇，殆非所谓“畏圣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二节于“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之上，以为传之四章，释“格物致和”，而传止于九章，则《大学》之文元无所阙，其说可从。
凤翔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已下七节，自‘天佑之’一节，‘憧憧往来’已下十一节，此十九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见，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节属于“天玄而地黄”之后，于义亦通。然古人之文，变化不拘，况《六经》出自圣人，传之先古，非后人所敢擅议也。
●卷八
○州县赋税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进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ㄌ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ㄌ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贼，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开封、平阳各三十四，济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汉阳、兴化止二县，潼川之七县，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明初之制，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降州，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屡次建言，皆为户部所格。归德一州，向属开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三百年。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治运城，以运使兼知府事，运同兼清军，运副兼管粮，运叛兼理刑。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且商、洛之于关内、陈、许之于大梁，德、棣之于济南，颍、毫之于凤阳，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昔仲长统《昌言》谓：“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耻，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华阳国志》：“巴郡太守但望。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时有贼发，督邓追案，十日乃到，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太守行农桑，不到四县；刺史行部，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水经注》：“山阴县，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赫连子悦除林虑守，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子陪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属县自古郡县之制，惟唐为得其中。今考《地理志》属县之数，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广州十三，镇州、桂州各十一，其他虽大，远过十县者。此其大小相维，多寡相等，均安之效不可见于前事乎？后代之王犹可取而镜也。但其中一二县之郡亦有可并。宪宗元和元年，割属东川六州，制曰：“分疆设都，盖资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将惩难以销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贾生之议，以楚益梁；宋氏之规，割荆为郢。酌于前事，宜有变通。”此虽一时之言，亦经邦制郡之长策也。
○州县品秩汉时县制，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唐则州有上、中、下三等，县有京、畿、上、中、中下、下六等，品各有差。《太祖实录》：“吴元年，定县有上、中、下三等，税粮十万石已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县丞从七品，主簿从八品；六万石已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主簿从八品；三万石已下为下县，知县正七品，丞薄如中县之秩。”“洪武六年八月壬辰，分天下下府为三等，粮二十万石已上者为上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已下者为中府，秩正四品；十万石已下者为下府，秩从四品。”后乃一齐其品，而但立繁简之目，才优者调繁，不及者调简。古时列爵惟五之意，遂尽亡之矣。◎府汉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为太原府；玄宗以薄州为河中府，益州为成都府；肃宗以岐州为凤翔府，荆州为江陵府；德宗以梁州为兴元府。惟兴元以德宗行幸于此，其余皆建都之地也。后梁以汴州为开封府，后唐以魏州为兴唐府，镇州为真定府。至宋，而大郡多升为府。王明清《挥麈录》曰：“太祖皇帝以归德军节度使创业，升宋州为归德府，后为应天府。太宗以晋王即位，升并州为太原府。真宗以寿王建储，升寿州为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储，升建业为江宁府。英宗以齐州防御使入继，以齐州为兴德军。神自颍王升储，升汝阴。为顺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储，升延州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羰州为肇庆府。钦宗自定王建储，前已升定州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兴，升唐州为德庆府。今上以建王建储，升建安为建宁府。宣和元年六月，刑州民董世多进状，以英宗尝为钜鹿郡公；又知岳州职勰进言，英宗尝为岳州防御使，诏加讨论。时刑州巳升安国军，遂以刑州为信德府，岳州为岳阳军。是岁十月，又诏以列圣潜邸所领地，再加讨论。以真宗尝为襄王，升襄州为襄阳府。仁宗尝为庆国公，升庆国为庆阳府。英宗尝为宜州刺史，以宜州为庆远军。神宗尝为安州观察使，以安州为德安府；又尝为光国公，以光州为光山军。哲宗尝为东平军节度使，以郓州为东平府；尝为均国公，以均州为武当军。徽宗尝为宁国公，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