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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醉反耻“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所谓一国皆狂，反以不狂者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对纣之失日，况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得乎？“卿士师师非度”，此商之所以亡；“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此楚之所以以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也。是以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上天之载“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成邦作孚。”君子所以事天者如之何？亦曰“仪刑文王”而已；其仪刑文王也如之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已。
○王欲玉女《民劳》本召穆公谏王之辞，乃托为王意，以戒公卿百执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犹之转予于恤而呼祈父，从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谓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也。岂亦监谤之时，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为是言乎？然而乱君之国，无治臣焉。至于“我即尔谋，听我嚣嚣”，则又不独王之愎谏矣。○夸毗“天之方忄齐，无为夸毗。”《释训》曰：“夸毗，体柔也。”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以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须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浸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虽备而不行。”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沈，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
○流言以对“强御多怼”，即上章所云强御之臣也。其心多所怼疾，而独窥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闻外事，则假流言以中伤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间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旧将而有百升明月之谣；以裴度之元勋而有坦腹小儿之诵。所谓流言以对者也如此，则寇贼生乎内而怨诅兴乎下矣。宛之难，进胙者莫不谤令尹，所谓“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谗言之起，由君数问小事于小人也。”可不慎哉！
○申伯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于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诵。其孙女为幽王后，无罪见黜，申侯乃与犬戎攻杀幽王乃未几而为楚所病，戍申之诗作焉。当宣王之世，周兴而申以强；当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庄王之世，而申为楚县矣。二舅之于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师之告华亥曰：“女丧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于女何有？”读二诗者，岂徒论二王之得失哉！
○德如毛“德如毛”，言易举也。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韩城《水经注》：“圣水径方城县故城北，又东南径韩城东。《诗》：‘溥彼韩城，燕师所完。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王肃曰：‘今汲郡方城县有韩侯城，世谓寒号。’”非也。按《史记·燕世家》：“易水东分为梁门。”今顺天府固安县有方城村，即汉之方城县也。《水经注》亦云：“显水径良乡县这北界，历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谓“奕奕梁山”者矣。旧说以韩国在同州韩城县。曹氏曰：“武王子初封于韩，其时召襄公封于北燕，实为司空，王命以燕众城之。”窃疑同州去燕二千余里，即令召公为司空，掌邦土，量地远近，兴事任力，亦当发民于近甸而已，岂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为筑城者哉。召伯营申，亦曰“因是谢人”；齐桓城邢，不过宋、曹二国；而《召诰》“庶殷攻位”，蔡氏以为此迁洛之民，无役纣都之理。此皆经中明证。况“其追其貊”乃东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国不到，亦似谓韩土在北陲之远也。又考王符《潜夫论》曰：“昔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故《诗》云：‘普彼韩城，燕师所完。’其后韩西亦姓韩，为卫满所伐，迁居海中。”汉时去古未远，当有传授，今以《水经注》为定。
按毛传梁山、韩城皆不言其地，郑氏笺乃云：“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韩，姬姓之国也，后为晋所灭，故大夫韩氏以为邑名焉。”至“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则郑已自知其说之不通，故训燕为安，而曰：“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之所筑完。”惟王肃以梁山为汲郡方城县之山，而以燕为燕国。今于梁山则用郑说，于燕则用王说，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为司空之说，可谓甚难而实非矣。双“其追其貊”，郑以经传说貊多是东夷，故职方掌四夷九貉，郑志答赵商云：“九貉即九夷也。”又《秋官》“貉隶”注云：“征东北夷所获。”而汉时所谓貊者，皆在东北。因于笺末添二语云：“其后追也貊也，为严狁所逼，稍稍东迁。”此又可见康成之不自安而迁就其说也。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如山之苞”，营法也；“如川之流”，陈法也。古之善用师者，能为营而后能为陈。故曰“师出以律”，又曰“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代，乃止齐焉”。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余年，作诗这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玄鸟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忄栗忄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戌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
○诗序《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