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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贤良文学之议，罢之，而犹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遂以为利国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实滥觞于此。然史之所载，自孝宣已後，有时而禁，有时而开。至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二月，诏天下州县，各量定酤酒户，随月纳税，除此之外，不问官私，一切禁断。自此名禁而实许之酤，意在榷钱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兴初，言者以天下酒课月比岁增，无有艺极，非古禁群饮节用之意。孝宗淳熙中，李焘妻谓，设法劝饮，以敛民财。周辉《杂志》以为，惟恐其饮不多而课不羡，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则既不榷缗而亦无禁令，民间遂以酒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阙，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论莫有起而持之者矣。
邴原之游学，未尝饮酒，大禹之疏仪狄也；诸葛亮之治蜀，路无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旧唐书·杨惠元传》：“充神策京西兵马使，镇奉天，诏移京西，戍兵万二千人，以备关东，帝御望春楼，赐宴，诸将列坐。酒至，神策将士皆不饮，帝使问之。惠元时为都将，对曰：‘臣初发奉天，本军帅张巨济与臣等约曰：‘斯役也，将策大勋，建大名，凯旋之日，当共为欢。苟未戎捷，无以饮酒。故臣等不敢违约而饮。’既发，有司供饩于道路，唯惠元一军瓶不发，上称叹久之，降玺书慰劳。及田悦叛，诏惠元领禁兵三千，与诸将讨伐，御河夺三桥，皆惠元之功也。”能以众整如此，即治国何难哉！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酿酤饮者皆斩。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饮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财产女子没官。可谓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过，故不久而弛也。
水为地险，酒为人险。故《易》交之言酒者无非《坎卦》，而《萍氏》：“掌国之水禁”，水与酒同官。徐尚书石腆有云：“传曰：‘水懦弱，民押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祸烈于火，而其亲人甚于水，有以夫，世尽夭于酒而不觉也，”读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萤雪丛说》言：“顷年陈公大卿生平好饮，一日席上与同僚谈，举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问之，其人曰：‘酒亦岩墙也。’陈因是有闻，遂终身不饮。”顷者米醪不足，而烟酒兴焉，则真变而为人矣。○赌博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问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凡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考之《汉书》：安丘侯张拾、己阝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并坐搏扌，免为城旦。师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扌，意钱之属也。”
皆戏而赌取财物。《宋书·王景文传》：“为右卫将军，坐与奉朝请毛法因蒲戏，得钱百二十万，白衣领职。”《刘康祖传》：“为员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戏免”。《南史·王质传》：“为司徒左长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赌博法，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听赎，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罚小人也。既为职官，当先廉耻。既无廉耻，故以小人之罚罚之。’”今律犯赌博者，文官革职为民，武官革职随舍余食粮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晋陶侃勤于吏职，终日敛膝危坐，间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将吏则加鞭朴，卒成中兴之业，为晋名臣。唐宋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于台中者，将责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为开元贤相。而史言文宗切于求理，每至刺史面辞，必殷勤戒敕曰：“无嗜博，无饮酒。”内外闻之，莫不悚息。然则勤吏事而纠风愆，乃救时之首务矣。《唐书》言杨国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後出，专主蒲簿，计算钩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败。玄宗未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国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而学杨国忠，亦终必亡而已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进士萧玄之本名琉，尝因赌博抵杖刑，今易名赴举登第，诏有司召玄之诘问，引伏，夺其敕，赎铜四十斤，遣之，”宋制之严如此，今之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矣。
《晋中兴书》载：“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国戏耳。近日士大夫多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为外国乎？”
《辽史》：“穆宗应历十九年正月甲午，与群臣为叶格戏，”解曰：“宋钱僖公家有页子揭格之戏。”而其年二月己巳，即为小哥等所杀。君臣为谑，其祸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终日执之，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纪》：“淳化二年闰月己丑，诏犯蒲博者斩。”《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二年，禁民间赌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乱国用重典，固当如此。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礼，小人尽力。
○京债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盖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内、河东两道。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余里之内，而犹念其举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二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之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
若夫圣主之所行，有超出于前代者。《太祖实录》：“吴元年七月丙子，除郡县官二百三十四人，赐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绢六、罗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各半。府、州、县佐贰官视长官半之，父如之，母妻及长子又半之。各府经历、知事同佐贰官，州、县吏目、典史视佐贰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同知视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视府通判，经历及州判官视府同知半之，县丞、主簿视知县又半之，知事吏自典史皆十两，著为令。上曰：“‘今新授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贷于人，则他日不免侵渔百姓，不有以养其廉，而责之奉公难矣。’”“洪武元年二月，诏中书省，自今新除府、州、县官，给赐白金一十两，布六匹。”“十年正月甲辰，上谓中书省臣曰：‘官员听选之在京者，宜早与铨注，即令赴任。闻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费，甚至空乏，假贷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选官淹滞在京者，资用既乏，流为医卜，使人丧其所守，实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铨选之後，以品为差，皆与道里费，仍令有司给舟车送之，著为令。’”“十七年七月癸丑，北平税课司大使熊斯铭言：‘仕者得禄养亲，此人子之所愿也。然有道远而不得养其父母者，乞令有司给以舟车，惮得迎养，以尽人子之情。’廷议以云南、两广、四川、福建官员家属赴任者，官为给舟车，已有定例。自今凡一千五百里以外者，宜依例给之。制可。”岂非爱民之仁先于恤吏者乎？
○居官负债居官负债，虽非君子之行，似乎不干国法。乃考之于古，有以不偿债而免列侯者。《汉书》：孝文三年，“河阳侯陈信，坐不偿人责过六月，免”是也。有以不偿债而贬官者。《旧唐书》：“李晟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沈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为定州司法参军”是也。然此犹前代之事，使在今日，则回鹘当更贷之以钱，而为之营其善缺矣。
《元史》：太宗十二年，以官民贷回鹘金偿官者，岁加倍，名羊羔息，其害为甚。诏以官物代还，凡七万六干锭。仍命：凡假贷岁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为令。
○纳女汉工商为丞相，皇太後尝诏问商女，欲以备後宫。时女病。商意亦难之，以病对，不入。及商以闺门事见考，自知为王凤所中，惶怖，更欲内女为援。乃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见其女，为大中大夫张匡所奏，免相，欧血薨，溢日戾侯。援魏郑羲为西兖州刺史，贪鄙，纳女为嫔，徵为秘书监。及卒，尚书溢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浊扬清。羲虽夙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遗至公，愆违明典！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溢曰文灵。”古之士大夫以纳女後宫为耻，今人则以为荣矣。
古之名士犹不肯与戚畹同列。魏夏侯玄为散骑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後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宋路太後颇豫政事，弟子琼之宅与大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後，太後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罪僧达，上曰：“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诸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玉女弃归《汉书·衡山王传》：“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以王女之贵，为人妻而犹有见弃者。近古“七出”之条犹存，而王者亦不得以非礼制其臣下也。○罢官不许到京师《後汉书》言：“汉法，罢免守令，非徵召不得妄到京师。”见朝。至南京，必谒孝陵。罢职者不得入国门。此汉人这成法，所以防夤缘，清辇毂之意深矣。《册府元龟》载：“後唐明宗长兴二年九月丙戌，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