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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上海市为了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把原上海工业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以及原上海高工合并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他说：“上海大学不是一个‘独联体’，上海大学的目标首先是培养一种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有某些学术修养的人。”
两年后，这个学校调整了院系，根据上海需要，重建了22个学院107个专业，统一了学制（短学期制），采用了统一学分制、选课制。调整了行政机构，本科生以5万人为基础，业已进行了两年的招生。
全校毕业生实行了不包分配双向选择的受业方针。上海市和中科院签订了由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大学成立联合研究生院的协议，规模为60个硕士点，研究生总数约3000名。可以看到，上海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上，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将为上海市做出新的跨世纪的贡献。 锐意改革（2） 恢复工作之后，钱伟长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开始逐渐地繁忙起来，1983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88年，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钱伟长当选为副主席。不久他又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现已辞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宗教小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此后，他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社会工作组小组长，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港澳工作现已结束 ）。
钱伟长除去要管理上海大学行政及教学工作之外，还参加众多的社会活动，有谁会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参与编发着一本在国际上有着权威地位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中英文版的刊物呢？又有谁会想象得到，耄耋之年的他还要经常地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兴致勃勃地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们亲自授课。
十几年的时间内，钱伟长除了许多能公布和不能公布的科研成果外，所著述的科学著作达十余种，三百多万字，讲义书稿200万字。面对丰硕的成果，钱伟长的脸上依旧没有露出过满意的微笑。然而，对于他聪明而又安分的子女们，他却似乎很是欣慰。“我的子女们都跟我沾了不少的‘光’，所以没有一个上过正规的大学，但是他们很上进，没有一个是落伍的，都是很争气的……”
作为物理学家，钱伟长可以用智慧保护炸弹下的一座城市，甚至控制火箭的运行速度；作为教育家，他能够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挽救一个被他识为人才的学生，他还能够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生；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教科文委主任，他能够走遍千山万水关心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
然而，对于自己的儿女，钱伟长又做过些什么呢？
“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话语中充满着苦涩。
知道钱伟长大名的人，往往一谈到“三钱”之一的他时，多爱用的字眼儿便是“硕果累累”。然而，谁又能够知道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与坎坷，以及他所付出的代价而尝到的个中滋味呢？ 第一次见到邓小平（1） 1964年秋的一天，一位四十岁上下，走起路来很有弹性的中年男子，手提一只大大的旅行袋，从澳门悄悄地登上了飞往大陆的国际航班。此时，他的身份是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观礼，此行他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副团长。
这是他第一次到内地参观访问，由于香港传媒对于大陆有着各种传闻，虽然仅是一水之隔，但两种制度，像两个世界，到底真相如何？怀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上路了。 考虑到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因此，他没有与观礼团的其他成员一路同往，而是取道澳门到达广州，再至杭州与观礼团会合。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不愿涉足政治，尤其是轻易地被贴上“亲共”的标签，他要处处看看，感受一番再说，然而此时就连他自己也并不知道，他的命运早就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中国人。他就是现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一个扬名海内外的人物。
首都机场，接待人员发现霍英东手里拿着的旅行袋显得又大又重，有意帮他提包，却几次都被霍英东谢绝了。国庆招待会上，霍英东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不想，一别十三年，霍英东有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一睹邓小平轻松的亮相。
1964年中秋节前夕，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一行乘坐的专机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缓缓地降落了，飞机刚一停稳，团员们纷纷取下各自的行李走向舱门。
接待员发现，副团长霍英东手里提着的旅行袋显得既大又重，于是走上前去，想帮他提，霍英东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停步地提着他的行李向出口走去，刚要步出大厅，一位接待员也觉得副团长的包似乎过大过重了，于是小跑两步追上了他：“霍先生，是不是要我帮您拿一下呀？”霍英东又是笑了笑，没有放手。
这只大包一直跟随着霍英东到下榻的饭店后，才被放到了壁厨里。原来，国内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国民经济尚处在恢复时期，由于香港及海外传媒对内地情况的诸多报道带有很大的主观想象，因此许多港人及华侨很难辨清哪些报道是比较真实的。尤其是对大陆缺少食品的情况大加渲染后，为防止饿肚子，霍英东不得不带上了这个引人注目的大包。这主要与霍英东较为特别的生活习惯有关，他平日习惯于清晨起床进食，白天不吃饭，夜间饱餐一顿。为此，一是考虑到怕给饭店的服务员添麻烦，二来担心大陆没有食品，因此在这只大包里，除了备有几天用的食品外，他还另带了一只小电炉和煮饭的小锅。
到北京的第二天，在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霍英东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那一天，邓小平在门口高兴地迎接前来的同胞，他和每一个人握手。“和他握手感觉很有力量。”霍英东至今不能忘却当年的情景，从邓小平的眼神中，霍英东看到了那么一种独有的坚毅与自信。
在大陆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访问，观礼团先后到达了上海、南京、济南等地，除了游览名胜古迹之外，还参观了农村、城市、工厂和学校。霍英东很少讲话，每到一处他都看得十分仔细，不时地还要在他随身带的本子上作些记录。祖国的壮丽河山与勤劳淳朴的人民，沿途所见所闻，无一不给霍英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目睹了百业待兴的祖国的发展状况之后，与所有的炎黄子孙们一样，霍英东的心里默默地重复着这样一句话：“祖国！早日强大起来吧！”
首次大陆观礼活动结束后，霍英东发现，对于祖国的眷恋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着，祖国越来越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着他。以后几乎每一年，他都要回国看一看，有时还要带上他的家人们。
然而，随着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仅一水之隔的香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1967年，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后，香港相继出现了“反英抗暴”的骚乱。随后便是谣言四起，传言“中共要武力收复香港”。由于平素霍英东对于大陆建设表现出了超众的热情，所以，他很自然地被划分为“亲大陆分子”，以致于让霍英东财团在商业上遭受重大的损失。 第一次见到邓小平（2） 时逢位于九龙天星码头前的霍英东财团九龙商业大厦刚刚落成，由于“亲大陆”的缘故，大厦的招租业务受到了很大影响。迫于各方的压力，霍英东不得不以低价将九龙大厦出租给了英资香港置地公司，以后被改名为星光行。据估计仅此一项，霍英东财团亏损约达5000万港元。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时局的动荡致使香港的许多地产业主终因摸不准行情而纷纷将手 中的地皮楼宇低价外抛。凭借着独特的洞察力和多年积累的商业经验，加之天生的敢于冒险精神与果断，在对地产市场进行全面分析之后，霍英东果敢地做出决断：“买进！”结果，当香港局势趋于稳定，房地产价不断回升，霍英东财团的日子才算好过起来。
就像在风雨中行进一般，霍英东在房地产经营中也是一波三折的。出身水上人家的霍英东，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过人才智起家。在1972～1973年股市暴跌之际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此刻香港房地产业再一次走向低谷，同时，由于大陆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外汇储备显示出严重的短缺。因此，大陆的水泥、海沙已有提价之势。这对于大陆海沙总代理和水泥主要经销者的霍英东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在对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房地产进退两难，困境为近数年来所罕见。”
同人们给予他的评价一样，霍英东的确像一名精明的舵手，驾驶着他的船，穿过惊涛骇浪，搜寻着、选择着靠岸的陆地。很快，他便以惊人的速度和敏锐的洞察力，果敢而准确的判断与决策，悟到了“多元化”经营的重要性。于是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在他的名下便拥有了立信、有荣、信德等六十多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工程建筑、航运、造船、旅馆、酒楼、百货、矿产，等等。至此，霍英东财团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已绝非从前了。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13年过去了，自从那年参加国宴之后，霍英东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邓小平，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命运之舟再度将他载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1977年7月30日，在北京的工人体育场，“省港杯”足球邀请赛正在紧张地准备当中，作为香港足球协会主席、亚洲足协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