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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明白，不搞大一些的动作，又哪里来的事业开拓呢？我就劝说我的男友阿勇辞职，以便到我的“迷丽时装设计中心”一起创业。
但他开始还是有点舍不得，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温州当时也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比较看重国有单位，以为只有那儿，才是人们真正的人生拼搏的地方。但后来他还是同意停薪留职，来和我一起干。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他也不忍心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忙得一塌糊涂而无动于衷吧。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总觉得我先生对我的事业是起到过大大的推动作用的。只是后来，为了更大事业的拓展，他就到了上海去发展，那是我们另外的一种战略考虑啊。
那时候，我真的被我这火热的生意场面吓了一大跳。我居然每天都有可做到１００多套的服装的量了！而且我的店门口停了黑压压一大堆自行车，它们的主人都是在等待着我给他们设计各式各样的服装，或是过来等着拿成衣的。
作为温州市第一家这样一条龙服务的时装店，人们无疑是很感兴趣的，这样一来，小店里一下子就人山人海了。
一些顾客居然有等到凌晨两三点钟的，我看着总是特心疼。所以，尽管我身体已经是很累很累了，但看着这些热情的顾客，我的心里仍是暖洋洋的。
在人生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什么比顾客对我的认可更令人高兴和激动的呢！因此，可以想像那时候我有多高兴呀。
从此以后，那条原来颇为荒凉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巷，顿时就显得喧闹起来了。值得补充一笔的是，我的这种自己来料加工和设计成衣的做法，改变了温州要么仅做衣服，要么仅卖布料，乃至要么仅卖成衣的经营模式。
没过多久，善于学习新花样的温州人，就很快地从我这里得到了启发，哗啦啦地冒出了许多服装一条龙服务业务的店面。但是，我的“始作俑者”之功，却也是不可以随便埋没的哟。
经过前几次活生生的令人感到耻辱的教训，我觉得做事业的人的诚信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像古人所说的“人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等格言，真是千真万确。我想，这说不定是先哲们也像我一样地在经历过了不够诚实之后，在感悟中所总结出来的吧？
就在我把我自家的龟湖路４６弄２２号闹得红红火火，也就是在１９９７年我正好２７岁的时候，我把附近的三楼也买了过来。之后，我又去租了１００平方米的一家店面，这样就使我的“迷丽时装设计中心”更加扩展开来了。开始是２０多人，很快地，我的“中心”里便有了四五十人了。
还是在１９９５年的一天午后吧，“中心”里来了一大批工商人员。他们开始是来查税务的，看我的税务没有什么问题，就又查了我的店名“迷丽时装设计中心”。咳，就为这名字，我居然被罚了６万块钱呢！这对那时的我来说，可真是一笔不小的钱呀！
据工商人员说，“迷丽”这两个字，是山东青岛的一家厂子在１９８９年就已经注册了的，而我在成衣上使用了，显然是属于侵权了，所以，他们罚我是有法律依据的。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由于不懂法律而被罚了这么一大笔血汗钱。
记得当时我爸正在我的店里，他就一个箭步地冲了出来，然后愤愤不平地说，我女儿名字就叫迷丽，那么，牌子上叫“迷丽”，这有什么过错呀？！但这无济于事，我还是被罚了款。
此后想了想，我那时对品牌的意识事实上是很淡薄的，就这样下去，当然不是个办法了。所以后来，我就对一些法律条文比较在意和用心了。因此，总的来说，这次“飞来横祸”，对我整体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
我在经过被罚款之后，就和青岛的那家叫“迷丽”什么的企业进行了磋商，说定了我愿意把他的“迷丽”商标买过来。为此，我又花了将近１０万块钱。但是很快地我就不再启用这个品名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品名除了有点俗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那就是区域性太明显了。而这时候的我，毫无疑问，是已经想要做全国性的大品牌了。
所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问题，我觉得把它买过来先放着再说，等到时机成熟了，再去使用它也不迟嘛！于是，就有了后来我的众所周知的品牌“雪歌”了。从这样的结局来说，这次被罚款，也真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吧。
由于我对崇尚时尚的人们的人性化设计，赢得了许许多多有识之士的赞赏，生意一日好过一日。又因为我擅长搞服装设计，心中每每追求其完善的设计方案，所以往往搞得废寝忘食，以至于真的是神魂颠倒了呢。但我仍然是心甘情愿地为此而消得人憔悴。
第一部分马拉松式的恋爱
２８岁那年，我和我的先生阿勇经过了马拉松式的恋爱，终于成婚。说起我俩的恋爱过程，却也是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呢。
前头我也谈了一点了，我们是初二同学，他就坐在我的后头。许是我们都算早熟吧，从初二初三那个光景开始，我们互相就比较有好感了。但那时候，我敢肯定地说，喜欢我的当然不会只有他一个人。在放学后，许多有事没事地爱在我后头追逐的人里头，就有几乎已经完全忘记了的、而后来在我龟湖路开店那段经常来的那几个年轻人。
人有时是很奇怪的，感情方面的事，更是如此。再说了，我只对阿勇有好感，至于别的男同学自然不是没有好的，但我那时对他们只是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罢了。
慢慢地，我们俩讲话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那时候我们在学校经常玩玩打乒乓球还有什么皇帝、将军等等称呼的游戏，具体的操作规程我都忘记了，但我们俩的那份默契劲儿，倒是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
记得那时除了我俩还有另外的４个人，我们６个人几乎每天都在学校里吃午饭。饭后没事，几个男生就吆喝着去玩这种游戏了。一般情况下，他在场，我也就会在场；而我在场时，他自然不会落在了别处。而且开始在一起打乒乓球时，他大多会选我做将军或皇帝什么的。
后来，到了初三年级，我们都面临着中考，所以，每当晚上学校补课的时候，他自然就更是坐到了我的后面，我们也都感觉到特别开心。
但是我妈管我管得特别严，不要说不准我和男同学有过多的来往，就是连那时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和《射雕英雄传》等等，也不让我一集接着一集地看，说是那样会影响我的学习。
所以，除了上课以及和上课有关的一些事儿她不反对外，其余的她就自然不会赞成啰。而我却同阿勇在暗地里谈论着电视剧的情节，当然还有谈心啦，等等，在一起很开心。
一天下课后，我就回家在我家私房的三楼上做功课了。这时候阿勇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过来，喊了我一声，我就忙着下楼来，他塞给了我一封信。拿着这封信，我就赶紧掉转头往楼上跑，我怕我妈撞见，那将会被骂死的。
阿勇在信里说，他将要到杭州读技校去了，因为很是喜欢我，想和我多多通信；还问我同不同意。
我第二天在学校里碰到了他，不知怎么搞的，我只觉得心里挺害怕的，以至于都不敢抬头去看他了。不久，在中考之后，他果然就去杭州读书了，学的是工程方面的内容；而我则进入了温州第六中学，学纺织工艺。我们虽然是分开了，但我们的通信却多了起来。
那时候的通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而且长途电话毕竟还像熊猫一般的稀有呀。不要说传呼机、手机什么的一般人不敢涉足，就是想打个长途电话，作为学生，我们也是打不起的。所以，通信自然就成了我们最好也是最有效的交流思念的方式了。
我除了和阿勇保持通信之外，还开始了写日记，这样一来，我就把我对他的思念，除了可以在信里表达，还可以倾诉在日记里了。我的那本“特殊情形”下的日记，现在仍然被我好好地珍藏着。
但当时，我怕被父母看见，就把它藏了起来，锁到了我的一个小柜子里，像现在的人们把钱锁在了保险柜里一样。但是，他的来信由于是寄到我家里来的，一天，我爸我妈接到了，就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看到我那支支吾吾的样子，他们一下子就全明白了。他们对我这么早就恋爱，显然是大力反对的。于是，他们就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通，说是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以便将来好进入国营单位。
但我又哪里禁止得住思念啊，就寄信给了阿勇，让他在下次寄信时，转寄到我好友碧云的家里，然后再由碧云转交给我。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被我的父母当场“截获”了。现在想想，我还为当时有这一点小聪明而感动呢。
那年寒假，阿勇就回来看我了。我们玩得挺开心的。以后又各自到自己的学校上学去了。后来我知道，那时候我是和我姐姐同住在一间房间里的，父母觉得她比我大，就认为我不应该比姐姐早一些谈恋爱，要谈，也得让姐姐先谈。
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我真的拿他们的“理论”没辙，但是我想，既然不能老是听他们的，但也总不能就这样明白无误地同他们硬扛着干呀。于是，我们仍然像当年地下工作者一样地来往于他们的眼皮底下，进行着秘密的接头。至于后来，我们也终于“接出”了“成果”，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第二年的暑假，我１８岁了，阿勇又从杭州回�